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中国拉丁美洲学会
名誉主编： 李捷
顾问：苏振兴 徐世澄
郑秉文 曹远征
主 编：柴瑜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一凡 王萍 王义桅
王荣军 王晓德 包智明
刘学东（墨） 刘维广
苏格 李和（美）
李昀祚（智） 吴白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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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长刚 黄仁伟 董经胜
韩琦
执行主编： 刘维广
编辑：高涵 黄念 王帅 徐睿
刊 号：ISSN 1002-6649
CN 11-1160/C
在新冠疫情冲击、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主要发达国家央行政策突然转向等因素冲击下，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这对债务解决机制发挥更大作用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债务解决机制有效性本身一直面临着巨大挑战：巴黎俱乐部等旧机制存在缺陷，二十国集团(G20)共同框架也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尤其是过去20多年来，国际债权人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商业债权人的债权占比大幅上升，双边官方债权人重要性相应下降。在此条件下，更多施压于双边官方债权人的债务解决机制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困境，甚至还会损害现有债权国继续提供新增融资的能力和意愿。本文提出了解决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的综合框架：从发展融资理念角度提出了解决机制的系统性，强调债务危机不仅是金融问题，更是发展问题；从参与者范围角度提出了解决机制的全面性，强调解决机制应包括所有债权人共同参与；最后从债务处置过程角度提出了解决机制的有效性，强调了债权人委员会的主导作用，并且提出了多种债务处置方式相结合的方案。
本文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讨论新兴市场负债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是21世纪初以来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一个大现象，构成了中国领导人所说的“百年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分别发生过以发达国家和拉美国家为主体的债务危机，对两个国家群体的权势地位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当前的新一轮债务危机是第三次大的债务危机周期，以中等收入国家为主要对象，并被认为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这一轮债务危机中，无论是作为债务人还是债权人，中国已经处于舆论关注的焦点。为了准确理解债务危机、新兴市场国家以及国际力量对比之间的关系，本文从力量崛起的角度重新界定了32个新兴市场国家(“E32”)。理论讨论和实证分析显示，最近两年32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加权负债率已超过60%,但是作为一个整体，还不能说这个阈值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的负面作用。很大程度上，近两年新兴市场经济增速的下降源于新冠疫情的冲击，而提高负债率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总体上却有利于应对疫情冲击。21世纪初以来32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加权经济增长率显著高于世界平均增速，其未来的增长态势也略好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界定的新兴市场国家。
债务问题已成为制约新兴经济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本文基于“历史—结构”分析框架，以近50多年来新兴经济体经历的债务浪潮为背景，阐述拉美地区债务的积累与风险、危机与处理的特征事实，探讨债务问题的历史根源，进而研究债务风险与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拉美债务危机是该地区长期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导致的“结构性发展危机”的表现形式，其不仅源自拉美国家内部发展的结构性缺陷，而且深受复杂而不利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当前为应对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风险，拉美国家财政支出持续扩张加剧债务上涨压力，同时美联储激进加息周期推高全球融资成本，可能引发拉美国家债务违约风险。此外，债务可持续性和公共财政可持续性互相依赖。鉴于此，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而言，促进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完善宏观经济政策、防范重大金融风险、注重健全债务管理和深化国内金融市场、积极参与国际债务治理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欧债危机的缘起、治理和影响是全球舞台上备受关注的政治经济议题之一。从其特征来看，欧债危机是一种复合型危机，即债务危机、金融危机、银行危机交织在一起，并掺杂着政治与社会危机。从其内涵来看，欧债危机既是一个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政治议题，不仅关系到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竞争力，还影响到欧洲一体化的进展和凝聚力。从治理结构来看，欧盟通过政府间结构和超国家结构的调整，保证欧盟治理的韧性和有效性。从治理进程来看，欧盟通过危机管理和深化改革措施解决欧债危机乃至多重危机叠加的问题。从其影响来看，欧债危机及其治理提供了一个思考欧洲一体化及区域治理的特别场域，进一步审视了货币一体化但尚未财政一体化的区域经济货币联盟的治理结构和进程。欧债危机暴露了欧元区乃至欧盟制度的缺陷和脆弱性，为欧盟内部调整提供了改革机遇。欧债危机治理丰富了债务治理和区域治理的相关研究。
1966年1月，三大洲会议在古巴召开。作为“不结盟运动”创始成员国中唯一的拉美国家和该地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美国“后院”的古巴举办这样一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大会意义重大。会议的举办恰逢全球反帝反殖运动处于高潮之时，并且会议首次倡议将第三世界国际主义运动从亚非扩展到亚非拉，形成联结三大洲的革命协调和政治动员。此次会议以更加激进的姿态向资本主义发起挑战，呼吁第三世界形成一套共同的反殖反霸战略，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主义集团进行暴力抗争。会议之后成立了亚非拉人民团结组织，加上其官方媒介《三大洲》杂志的全球传播，引发了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又一个高潮，为第三世界团结运动注入了新的动力，推动了全球反殖反霸事业。由此掀起的三大洲运动可以视作“全球南方”这一概念的滥觞之一，它对资本主义强权的全球性掠夺等问题的批判影响了后来一系列的进步思想，所留下的宝贵反殖反霸遗产在当下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司法警察是刑事侦查的主要执行者，刑事侦查是行政性质而非刑事性质的刑事诉讼诉前程序。巴西刑事侦查的启动须符合法定的四个条件之一，同时侦查权有较为宽广的裁量权。但是刑事侦查的终结须接受司法控制，由侦查机关向检察机关提请审查同意，再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请求并得到法官的批准，侦查权受到检察权的严格制衡，而检察权又受到司法权的控制。在刑事侦查过程中，检察机关通过监督权对侦查权实行着强力的制衡，对侦查机关实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刚性”外部监督，但须恪守严格的界限。法院则通过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特定事项行使监督权的方式，直接对检察权、间接对侦查权实行强力的制衡，不过法院的司法能动性在理论上遭到质疑。巴西警、检、法关系之间，检警是指导关系，法检是单方向监督与制衡关系，警法则是间接的单方向监督与制衡关系。巴西对设立保障法官已经在理论上达成共识、在立法上尝试交付表决，未来将围绕对司法权的规范发展。
军人干政是冷战时期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普遍政治现象。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地区建立的军人政权中，巴拿马案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该国军人统治持续时间长，且无法在国内力量的推动下自主实现民主化转型，表现出较强的政权韧性。对于巴拿马军人统治的韧性因何产生，既有研究多从威权韧性的执政能力视角加以解释，即强调威权统治者对社会的整合能力。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忽视了巴拿马军人统治的整合能力不足、无法为自身政权建立起强大社会基础的本质特征。为此，本文重新审视了巴拿马军人领袖维持政权的策略与手段，认为整合能力的不足促使军人领袖在干政的不同时期持续采用分化策略替代整合策略。本文认为，巴拿马军人统治的韧性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军人领袖不断分化社会的能力，致使国内社会力量长期难以形成合力来推翻既有政权。在军人直接干政时期，军人领袖分化社会的策略主要表现为与多个社会群体中的一部分人建立庇护关系，从而使被庇护者不反感军人掌权，甚至愿意出面维护军人统治。在军人间接干政时期，军人领袖则利用制度设计、转移庇护职能和舆论宣传三种不同方式，进一步阻碍反对军人统治的力量聚合，为政权的延续创造了条件。
<正>本期文章由三大主题组成。债务风险研究专题中，四篇文章试图从不同的视角回答债务风险的缘起、结构和解决方案。徐奇渊、孙靓莹和熊婉婷尝试提出一个解决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问题的综合性方案。他们指出，债务危机不仅是金融问题，更是发展问题，而发展中经济体在当前宏观大背景下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因此，需要综合考虑发展融资理念、债权方充分参与以及债务处置过程三个方面，以构建一个新的债务问题解决框架。
<正>2022年12月出版本书受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著《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李增刚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主要观点的启发，以“榨取型制度”作为关键词对殖民地时期拉美主要经济制度(土地、劳工以及贸易制度)的形成及其演化做基本梳理，并遵循道格拉斯·C.诺斯有关制度构成以及演化的基本思路，从制度框架视角横向比较不同经济制度的形成根源、发展变化以及对当今拉美的影响，以期探寻拉美经济落后的本质原因，并试图提出建议。
<正>《巴拿马城传：跨洲连洋的沧海明珠》系“丝路百城传”丛书之一，中国公共外交活动家、作家、长江日报高级记者余熙先生著，外文出版社出版。自2017年中国与巴拿马建交以来，被称为“世界十字路口”的巴拿马城一举变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向拉美自然延伸的重要承接地和桥头堡。《巴拿马城传》图文并茂，文笔优美，既有对巴拿马城的前世今生、当地极具特色的风土人情、巴拿马华人华侨奋斗史的感知和考察，也有对中巴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续写新时代新篇章的描绘和展望，全书兼具学术性、知识性特点，可读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