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中国拉丁美洲学会
名誉主编： 李捷
顾问：苏振兴 徐世澄
郑秉文 曹远征
主 编：柴瑜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一凡 王萍 王义桅
王荣军 王晓德 包智明
刘学东（墨） 刘维广
苏格 李和（美）
李昀祚（智） 吴白乙
吴洪英 张凡
胡必亮 姚枝仲 贺双荣
袁东振 贾根良 柴瑜
郭长刚 黄仁伟 董经胜
韩琦
执行主编： 刘维广
编辑：高涵 黄念 王帅 徐睿
刊 号：ISSN 1002-6649
CN 11-1160/C
本文通过梳理“礼”在中国西周、西汉和北宋三个代表性朝代中的表现形态，总结中国传统礼治秩序的基本特点，并据此分析全球文明倡议等新时代中国外交四大代表性概念，以帮助理解新时代中国外交的礼治之根。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新时代中国外交是新礼治秩序的一种实践。伙伴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两大抓手，前者继承了中国传统礼治的“尊尊”“亲亲”思想，后者可追溯至古丝绸之路所象征的中国传统礼治秩序在地域范围上的扩展。全球文明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文化领域的实践，是“一带一路”倡议在文化领域的升级版。全球文明倡议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周公制礼。从“道器”思想视角分析可发现，全球文明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道”,它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提供内在之“理”。全球文明倡议折射出中华文明的对立统一与包容性，这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二元对立思维形成鲜明对比。全球文明倡议适应了新时代对平等性的普遍诉求，也凸显中华文明比西方文明更具包容性的特质。
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地缘政治经济全面回归，对全球发展产生了负面溢出效应。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推动整个世界各文明形态的交往日益密切，人类社会在文化价值层面的差异性和冲突性却在增强，世界上大部分冲突都与文化层面有关，重塑人类文明关系的紧迫性日益凸显。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之后，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与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相契合，符合人类文明的基本属性，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有机结合，有助于在各文明形态平等的基础上，兼顾不同文明形态的个性特点与共性特征，推动平等基础上的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全球文明倡议反对将不同文明的差异视为文明冲突的根源，有助于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二元对立论”“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减少人类社会的隔阂和纷争。全球文明倡议批判性地借鉴了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交流的实践探索，有助于推动世界不同文明形态共同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进步。
过去两年间，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并化抽象理念为生动实践。与此同时，全球南方的新一轮觉醒给南南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中国和拉美同属全球南方，都面临进一步发展的使命，双方亟待加强合作以实现共同发展。从长远来看，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路径是推进发展知识合作，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其中，发展知识合作是贯通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创新实践。中国式现代化是对中国百年发展经验和实践的高度凝结和提炼，是中国最大的发展知识。历经早期的探索和近两年的创新实践之后，中拉发展知识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最终搭建起“以知识促发展，以合作促发展”为宗旨的中拉发展知识联盟——这种创新平台的价值令人期待。本文旨在从全球南方框架下考察发展知识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总结其在联合国和发展中地区的探索，在此基础上对中拉发展知识合作的创新实践进行系统评价。本文认为，2024年中拉论坛十周年将为中拉发展知识合作提供新动力，未来应以中国式现代化为核心发展知识探索合作模式和路径，以为新时期中拉全面合作伙伴提质升级贡献智慧和力量。
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探讨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的发展演变，能够为之提供一种学理化的解释。以墨西哥为例，作为多民族国家的墨西哥长期以来饱受民族问题及相应的整合难题的困扰，在不同阶段其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的困境原因不同，讨论国家能力及国家—社会力量对比将有助于理解这一困境的产生及演变。在建立起政党政治至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前，墨西哥国家—社会关系呈现出“强国家、弱社会”的特征，凭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建构起的控制型国家认同，能够维持一种机械性的国家一体化状态，但这种一体化状态却脆弱而存在隐患。墨西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后，其国家社会关系扭转为“弱国家、强社会”状态，国家缺少回应印第安族群诉求的意愿与能力，其间印第安族裔认同不断强化，国家认同的根基遭受持续冲击，墨西哥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由此面临更加艰巨的挑战。现阶段，在尊重多元、包容差异的基础上，以差异化提升国家能力、积极解决族际不平等问题，是墨西哥走出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困境的关键所在。
1808—1867年的墨美关系从领土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展开。在领土方面，美国的扩张运动多次重塑了两国边界。通过得克萨斯战争和墨美战争，美国占领了墨西哥一半以上的领土，严重破坏了墨西哥的领土完整；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美国首位驻墨西哥公使波因塞特在墨西哥支持约克礼式会，利用意识形态影响墨西哥自由派。在墨西哥三年内战和反法战争期间，美国在“捍卫新大陆联邦共和制、抵御旧大陆君主国入侵”的口号下，以军事援助和外交声援的方式支持墨西哥胡亚雷斯政府，协助墨西哥自由派战胜了保守派，推翻了马克西米利安帝国。总体来看，1867年前的墨美关系既包含了“以领土换保护”等利益交换的现实层面，又囊括了盎格鲁清教文明征服西班牙语天主教文明、以“美国模式”对抗君主制等文化层面。不过，美国对墨西哥的意识形态输出并非目的本身，而是主要为其领土扩张的现实主义目标服务。由于墨西哥自由派的自由主义理念强调抵御外部强权干预和维护国家主权，这与美国普适性自由主义外衣下的扩张主义相抵触，也深刻影响了墨西哥自由派与美国政府在现实利益方面的合作。
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等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通常采用“强国视角”,即从综合实力相对雄厚的国家或地区的视角分析国际政治行为的动因，外围现实主义则提供了一种“外围国家视角”来分析国际关系中“外围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发展条件。外围现实主义的关注点是国际体系和利益观念对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关系的影响，可以在现实层面上阐释弱国与强国的关系。本文将巴西与美国作为研究弱国与强国关系的典型对象，两国间的关系(2003—2010年)是在充满矛盾的合作中发展的。基于外围现实主义的观点，巴西与美国的合作是以实现各自国家利益预期为目标的相互需求；合作中矛盾的本质是双方在国际体系的等级制状态下利益观念的对立。将巴西与美国的关系与“外围国家”和“中心国家”关系的特点相结合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当弱国与强国发生利益相关时，双方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获益不均的合作，次要表现形式为收效甚微的抗衡。从外围现实主义视角阐释弱国与强国的关系，有助于弱国认识其实现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有助于探究弱国在与强国的互动中存在的发展机遇。
冷战后美国“单极时刻”到来，制衡缺位随之出现，引发了国际关系学界对均势理论的反思。软制衡概念在“威胁均衡论”基础上应运而生，为战后制衡缺位提供了一种合理解释。软制衡是在实力非对称条件下弱国采取的系统性战略选择，为理解强弱互动中强国无法“为所欲为”的窘境以及弱国的反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试图以此为切入点，分析委内瑞拉对美反制策略。就手段而言，委内瑞拉主要通过同古巴、伊朗和俄罗斯等反美国家建立外交联盟、实施系统性合作拒止以及建立排除美国的地区发展倡议等策略对美国进行反制。从动机来看，委内瑞拉对美国施加软制衡是威胁认知改变的结果，美国单边行动引发的“合法性危机”、国际规范的改变、石油美元的资金支持、美国全球战略重心的转移以及21世纪初拉美左翼运动的蓬勃发展等因素为委内瑞拉实施反制提供了有利条件。以效果论，委内瑞拉反制策略在维护本国独立与利益、提振拉美左翼团结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双重依赖”问题，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正>“全球文明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之后，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本期重点专题“全球文明倡议”刊出三篇文章。薛力等的《新时代中国外交之礼治根源——以全球文明倡议等四大外交概念为例》一文指出，全球文明倡议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周公制礼，折射出中华文明的对立统一与包容性，它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道”,并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提供内在之“理”。
<正>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2024）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编2024年3月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2024）》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编，国际研究学部各研究所参与撰写。该书总报告对2023年全球形势与世界格局发展状况进行回顾，并对2024年全球重大风险和主要趋势作出预判。8个分报告分别对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大国以及欧亚、中东、拉美、亚太、非洲等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外交领域形势以及热点事件和风险进行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展望2024年该区域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