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中国拉丁美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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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苏振兴 徐世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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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柴瑜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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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主编： 刘维广
编辑：高涵 黄念 王帅 徐睿
刊 号：ISSN 1002-6649
CN 11-1160/C
秘鲁社会主义大论战的最大贡献是在“正统马克思主义”之外，提出一套符合拉美现实的灵活、开放、包容的拉美化马克思主义方案，并促使秘鲁社会加速向现代转型。俄国十月革命后，拉美马克思主义运动步入教条化，“欧洲中心主义”与“拉美例外论”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适合拉丁美洲。彼时，来自秘鲁的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和阿亚·德拉托雷根据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理解及对秘鲁社会的深刻洞察，提出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结合拉美现实进行本土化改造，由此展开如何拉美化马克思主义的激烈论战。马里亚特吉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提出了涵盖阶级性质、革命性质与对象、斗争方式等方面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而早期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阿亚则与之针锋相对，依据“历史时空观”和“印第安美洲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最终转向民众主义阵营。他们二人引发的秘鲁社会主义大论战深刻影响了拉美马克思主义的兴衰及拉美20世纪的政治变革。
在20世纪前半叶的拉丁美洲反帝国主义运动浪潮中，阿亚与梅里亚同样经由大学改革运动登上政治舞台，开展反帝运动。但是基于各自对拉美现实和反帝理论的理解，二者分别领导拉美两大反帝组织，在具体的反帝实践中产生冲突，由此引发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双方力争在政治话语权的争夺中占据上风。二者争论的焦点是美洲人民革命联盟的性质以及拉美反帝运动是否具有特殊性，以此论辩前者的合法性。这场论战的直接结果是使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在组织和思想上疏远了共产国际及反帝国主义联盟。除了在拉丁美洲争夺反帝国主义运动的代表权之外，这场辩论有三个层面的意义：首先，二者对阿普拉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辨析涉及拉美左翼分子内部出现的意识形态分裂；第二，鉴于全球政治运动，共产国际与拉丁美洲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之间的争论导致“民粹主义”一词在拉丁美洲的政治讨论中首次被使用；第三，二者关于拉丁美洲反帝革命的性质及其在全球反帝运动中所处位置的辩论，勾勒出阿普拉主义中的大陆主义内涵。
里根时期美国对尼加拉瓜革命采取公开敌视与秘密武装干预的政策，引发大西洋两岸社会舆论的积极抵制。为此，美国国务院创设了拉美与加勒比公共外交处，旨在为里根强硬的中美洲政策作舆论宣传。美国利用驻西欧各地使馆的新闻处，将欧洲各国新闻媒体、知识界和社会利益集团等纳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对象，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的公共外交行动，企图说服欧洲盟友关注中美洲威胁的国际影响，从而为美国武力干预与渗透政策寻求国际舆论支持。美国操纵下的西半球对尼加拉瓜奥尔特加新政权采取敌视、封锁政策，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不得不通过海外移民、天主教组织等非政府组织网络到欧洲积极争取海外支持力量。在跨大西洋的互动中，美国与尼加拉瓜在西欧舆论公共空间展开了一场宣传较量。美国公共外交处炒作共产主义、反民主、破坏人权等话语议题诋毁尼加拉瓜新政权，而在欧洲的尼加拉瓜非政府团体则积极揭露美国支持下索摩查的独裁、反对派的人权劣迹、主权独立等议题争取欧洲的支持。最终美国里根政府因内部“伊朗门事件”爆发而被迫撤销公共外交处，但尼加拉瓜面临的国际环境也明显恶化。
基于实施全球冷战战略并在西半球遏制所谓共产主义渗透和扩张的考量，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力图影响英属圭亚那的政治进程。为此，美国作出了周密的政策筹划和布局，同时持续向英国施加压力，迫使英国同意替换贾根政府。在具体政策行动层面，美国通过隐蔽方式煽动英属圭亚那大罢工，目的是制造政治和社会危机，以便为颠覆贾根政府营造有利的环境。另一方面，为助力反对派政党赢得选举，美国还运用政治和外交手段打压贾根及其领导的人民进步党，同时运用秘密和公开手段支持以伯纳姆为首的反对派政党。借助隐蔽和公开的政策行动相结合的方式，美国实现了颠覆民选合法的贾根政府、扶植亲美政权的政策目标。1964年英属圭亚那事件是美国将冷战战略和反共产主义政策植入加勒比政治进程的重大事件，同时也是美国中情局运用隐蔽政治行动方式寻求在他国策动政权更迭的典型案例。英属圭亚那政权更迭表明，在冷战背景下，美国决不允许西半球出现所谓共产主义的渗透和威胁，即便是对奉行社会改革的政权，美国也会刻意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并予以清除。
民粹主义是值得重视的政治现象。近几十年来民粹主义在西方社会泛滥，应该从整个西方社会的视角去思考它们面对的这一共性问题，再进一步关注拉美民粹主义的某些特质，仅把民粹主义当作拉美专有“政治特色”来研究则有失全面。民粹主义内生于代议民主制，起源于政治建制的代表性危机。民粹主义在拉美兴盛，是这一地区政治建制包容性低、社会分化程度高、经济发展不稳定、民主制度脆弱等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此外，拉美民众乐于追随“克里斯玛”式的政治领袖，对公共体制缺乏信任，这种政治文化也给民粹主义的“一元”政治实践提供了社会基础。由于上述因素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民粹主义仍将是拉美民主政治的“阴影”;就所有采用代议民主制的西方国家而言，只要政治建制的容量没有满足公众的参与需求，民粹主义就存在爆发的可能性。民粹主义不是解决现代民主政治困境的可行方案，在自由主义原则下构建的代议民主制必须直面自身问题，努力构建能够包容整合不同利益诉求的政治机制，才能有效消除民粹主义的不利影响。
墨西哥迪亚斯政府和解政策的实施缓和了政府与天主教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初期双方都从中取得了良好的收益。但是，这种和解政策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及缺陷，它本身意味着自独立以来墨西哥自由派反教权斗争的停滞。在后续的实践中，相关问题随着波菲里奥时期现代性的增长和现代化危机的出现而不断暴露并加深，造成墨西哥的教会问题在这一时期以一种隐秘的方式继续存在并扩大。一方面，和解政策的实施与20世纪初期墨西哥社会问题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墨西哥天主教会的复兴和天主教社会运动的兴起，后者体现了波菲里奥现代化危机形成过程中墨西哥天主教会试图领导社会变革的决心和愿望；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现代性的增长壮大了世俗的力量，强化了墨西哥社会既有的反教权主义意识形态。上述两个方面的不协调对迪亚斯政府时期的宗教政策及相对和谐的政教关系逐渐构成了潜在威胁，并最终导致墨西哥天主教会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复杂化和重构的实现。
到2021年年末，已有600多万委内瑞拉人远走他乡，其中仅哥伦比亚就接收了超过184万，委内瑞拉难民问题让国际难民危机再掀高潮，亟待全球性解决方案。然而，全球难民复合治理网络中的关键行为体——联合国难民署面临国家授权不足、专业权威受到削弱、宗旨执行效果不理想等问题，遭遇合法性危机。难民署执行的传统国际难民制度是否在本次难民危机中彻底失灵?难民署能否再造合法性?这是当下全球难民治理尤其需要关注的问题。从规范与遵约的角度出发，本文考察了难民署参与应对委内瑞拉难民危机的路径。在考察了委内瑞拉难民最大收容国哥伦比亚的国际难民制度本土化过程后发现：尽管主导角色不再，难民署仍通过积极借力于区域协调机制，深度参与了委内瑞拉难民的治理；难民署同哥伦比亚长期互动，建立了规范基础，促进了国际难民制度在哥伦比亚的本土化；虽受到重叠制度的竞争影响，难民署—国际移民组织形成的双头协调制度更适用于治理愈发复杂与混合的全球人口迁徙问题，其有效性促成了难民署在复合多元多层的治理网络中的合法性再造。
<正>一“智利模式”40年及其影响1981年，智利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正式放弃传统的DB型(待遇确定型)现收现付制，探索创建世界上首例DC型(缴费确定型)完全积累制，其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引入个人账户，缴费完全进入个人账户，形成账户资产;养老金账户资产由账户持有人选择养老金特许运营公司(AFP)，实行专业化、市场化的投资，投资收益全部留在账户内;账户持有人可“用脚投票”，选择养老金投资管理人，形成竞争性市场;账户持有人达到退休年龄后从个人账户内提取养老金，实行多缴多得的激励机制。
<正>[美]杰弗里·韦伯(Jeffrey A. Weber)[美]约翰·埃利亚松(John Eliasson)主编陈波刘建伟主译刘建伟夏明审校2022年6月出版ISBN 978-7-5201-8007-8国防管理是国家管理以及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安全方面起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正>谢伏瞻主编2022年2月出版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复杂严峻，大国关系更趋错综复杂，不稳定性和可塑性均有所上升。全球经济增速大幅反弹，但是全球通胀高企，全球供应链陷入困局。一些国家的内部不稳定因素持续增加，传统安全压力明显上升。国际社会共建“一带一路”表现出很强的韧性，全球治理的部分领域取得重要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