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中国拉丁美洲学会
名誉主编： 李捷
顾问：苏振兴 徐世澄
郑秉文 曹远征
主 编：柴瑜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一凡 王萍 王义桅
王荣军 王晓德 包智明
刘学东（墨） 刘维广
苏格 李和（美）
李昀祚（智） 吴白乙
吴洪英 张凡
胡必亮 姚枝仲 贺双荣
袁东振 贾根良 柴瑜
郭长刚 黄仁伟 董经胜
韩琦
执行主编： 刘维广
编辑：高涵 黄念 王帅 徐睿
刊 号：ISSN 1002-6649
CN 11-1160/C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融合与双向建构，从根本上突破了西方现代化所固有的资本中心与扩张性局限，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主体性的发展道路。它以党的领导、人民至上和共同富裕为核心，在制度与理论层面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守正创新，不仅系统回答了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之问，更以持续的发展效能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生命力。通过阶梯式、渐进式的实践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将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价值目标，转化为可操作、可分步推进的战略进程，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并非乌托邦式的想象，而是能够通过接续奋斗实现的可行道路，从而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直面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困境，以其在战略规划、制度调适和政策创新中形成的系统性方案，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独立自主、非依附性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重要借鉴。在文明互鉴与和平发展的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传统现代化的对抗逻辑，推动形成了物质与精神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文明形态。这不仅深刻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显著增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韧性与发展感召力，也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振兴注入了强劲信心，从而推动着科学社会主义在文明对话与世界历史进程中不断焕发新的时代意义。
2025年11月在巴西贝伦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恰逢《巴黎协定》签署十周年的关键节点。大会达成了以《全球动员:团结协作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为核心政治文件的“贝伦一揽子政治方案”，在公正转型、全球适应目标等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包括建立公正转型工作机制、确定三倍适应资金等，然而，在化石燃料减排、气候融资等核心议题上各方分歧依旧尖锐。贝伦气候大会再次印证了多边气候治理在复杂利益格局下受到的现实约束。美国缺席、欧盟摇摆对全球气候治理格局造成了重大冲击，但包括中国和巴西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在本次大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体现了气候多边主义合作的韧性。中国应坚持元首气候外交战略引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打造为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先行示范领域。
长期以来，全球范围内人权议题的阐释权和传播权被西方国家所主导，形成具有排他性的解释框架。同时，人权治理机制的制度设计和实际运作深受制度性权力不平等的影响，导致治理失效与结构性失衡。随着全球南方的觉醒和数字革命的到来，全球南方在话语体系和机制建设层面不断进行创新性探索，旨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在话语体系上，全球南方强调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平衡，明确发展权为不可剥夺的人权，反对“人权高于主权”的干预逻辑，探索主权框架内的人权渐进实现路径。在机制创新上，全球南方探索出差异化的区域人权治理模式，主要体现在符合地区特色的人权法律体系和人权机构的创设。这些机制根植于全球南方自身的历史经验、发展需求和文化多样性，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完善程序正义和增强参与效能等方式，为全球人权治理注入了更具本土特色和包容性的多元共治路径。然而，全球南方在人权治理创新上依然面临内部地区间张力与外部体系性制约两大挑战。近年来，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全球南方强化内部协调与能力建设，探索人权治理机制的跨区域协同。同时，面对数字技术发展的鸿沟，全球南方强调数字资源的集体权利属性和“科技向善”，主张通过技术合作弥合数字鸿沟，共同推动全球南方人权治理话语权的提升。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冷战缓和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兴起，拉美各国开始由军事独裁向代议制民主转型。在这一进程中，如何处理军政府时期的人权侵害事件、如何弥补受害者和追究施害者，以及如何重建和完善防止人权侵害重演的保障机制，成为新兴民选政府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通过开展转型正义，拉美各国逐步构建起以问责机制和监督机制为核心的人权保障体系。问责机制主要包括真相调查和司法追责，旨在明确历史责任并实现对人权侵害施加者的法律制裁;监督机制则通过宪法改革、人权监察机构建设、区域人权保障体系的完善以及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确保相关机制的持续有效运行。这些制度安排体现了拉美国家在制度层面防止大规模人权侵害重演的系统性努力与创新。尽管这些机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限制，但已初步发挥出保障人权的重要作用。展望未来，拉美人权保障机制的有效发挥不仅需要继续完善制度设计，强化法律约束力和执行力，更应兼顾有助于制度实施的政治支持与社会基础。只有将制度建设与政治治理、社会经济发展、文化认同等协同推进，才能推动人权保障向更深层次发展，实现对历史创伤的真正修复和对未来风险的有效防范，从而为拉美地区的民主巩固与社会和谐奠定坚实基础。
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发展权”一经提出就得到拉美地区各国的广泛认同，保障本国人民的发展权是拉美各国特别是左翼政府的重要职责。本文选取拉美地区“粉红浪潮”时期有代表性的六个国家——温和左翼执政的巴西、智利和阿根廷以及激进左翼执政的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考察这些国家“粉红”左翼政府保障发展权的宪法框架和实践成效。对宪法框架的考察主要从整体维度、社会发展维度和绿色发展维度进行，研究发现激进左翼国家新制定的宪法比温和左翼国家既有的宪法在保障发展权方面更先进、更具创新性。本研究主要使用人类发展指数、极端贫困率和绿色增长指数评估实践成效，发现“粉红”左翼政府为保障发展权作出了重要努力，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大多数左翼政府未能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与温和左翼相比，激进左翼政府的发展权保障更加脆弱而不可持续，其成果也更容易遭到逆转。拉美地区“粉红”左翼政府保障发展权的规范和实践给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是保障发展权的宪法规定不能过于理想主义，不能超越本国现有的发展阶段;二是发展权的稳定保障需要摆脱单一资源出口模式，应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三是发展权的持续保障需要有一个稳定、温和的政治环境。中方愿同拉方一道携手推进“发展工程”，帮助拉美各国的发展权保障走上韧性、可持续发展道路，共同谱写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当代拉美左翼政府的对美政策中往往都有制衡元素，但不同政府对美制衡的性质不同。很多拉美左翼政府的对美制衡属于软制衡，而另一部分拉美左翼政府的对美安全政策则包含了强度更高的硬制衡或有限硬制衡(统称为“硬性制衡”)的内容。本文试图对这种政策差异做出解释，特别是对部分拉美左翼政府采取对美硬性制衡政策的原因做出解释。既有文献对此类问题的解释主要涉及观念与物质两个维度。第一类解释将不同拉美左翼政府对美制衡政策的差异归因于左翼政府间意识形态的差异;第二类解释则借助于外部威胁、国内政治等物质层面变量说明拉美左翼政府对美国的政策差异。本文在梳理了上述变量的逻辑关系后认为，相关解释中的部分变量涉及硬性制衡的动机，其余变量则涉及其实现条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研究假设。最后，通过对查韦斯、马杜罗和卢戈三位拉美左翼政府总统对美政策的案例分析与比较分析，本文对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了检验，发现拉美左翼对美安全政策的差异主要是基于美国威胁和政府强势程度的差异，受美国威胁程度高且政府地位较为强势的左翼政府倾向对美采取硬性制衡政策;相比之下，其他变量对拉美左翼政府对美安全政策的影响则较为次要。
<正>本期“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栏目刊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社会主义意蕴》一文。文章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以党的领导、人民至上和共同富裕为核心，在制度与理论层面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守正创新，不仅系统回答了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之问，更以持续的发展效能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生命力，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融合与双向建构，从根本上突破了西方现代化所固有的资本中心与扩张性局限，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主体性的发展道路。
<正>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研究周冲著2025年12月出版本书从经济发展史视角出发，吸收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相关经济发展理论，结合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中与发展有关的理论，以时间为主线，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拉丁美洲自民族独立至今的经济发展模式演变过程，详细分析了每种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经济社会原因，以及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总结历史经验和吸取教训，以期对我国经济发展建设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