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社会主义意蕴

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融合与双向建构，从根本上突破了西方现代化所固有的资本中心与扩张性局限，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主体性的发展道路。它以党的领导、人民至上和共同富裕为核心，在制度与理论层面实现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守正创新，不仅系统回答了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时代之问，更以持续的发展效能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生命力。通过阶梯式、渐进式的实践探索，中国式现代化将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价值目标，转化为可操作、可分步推进的战略进程，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并非乌托邦式的想象，而是能够通过接续奋斗实现的可行道路，从而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同时，中国式现代化直面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困境，以其在战略规划、制度调适和政策创新中形成的系统性方案，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独立自主、非依附性的现代化路径提供了重要借鉴。在文明互鉴与和平发展的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传统现代化的对抗逻辑，推动形成了物质与精神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型文明形态。这不仅深刻影响了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显著增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韧性与发展感召力，也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振兴注入了强劲信心，从而推动着科学社会主义在文明对话与世界历史进程中不断焕发新的时代意义。

贝伦归来看全球气候治理新动向

2025年11月在巴西贝伦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大会(COP30)恰逢《巴黎协定》签署十周年的关键节点。大会达成了以《全球动员:团结协作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为核心政治文件的“贝伦一揽子政治方案”，在公正转型、全球适应目标等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包括建立公正转型工作机制、确定三倍适应资金等，然而，在化石燃料减排、气候融资等核心议题上各方分歧依旧尖锐。贝伦气候大会再次印证了多边气候治理在复杂利益格局下受到的现实约束。美国缺席、欧盟摇摆对全球气候治理格局造成了重大冲击，但包括中国和巴西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在本次大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体现了气候多边主义合作的韧性。中国应坚持元首气候外交战略引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打造为落实全球治理倡议的先行示范领域。

全球南方与全球人权治理的创新性探索

长期以来，全球范围内人权议题的阐释权和传播权被西方国家所主导，形成具有排他性的解释框架。同时，人权治理机制的制度设计和实际运作深受制度性权力不平等的影响，导致治理失效与结构性失衡。随着全球南方的觉醒和数字革命的到来，全球南方在话语体系和机制建设层面不断进行创新性探索，旨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在话语体系上，全球南方强调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平衡，明确发展权为不可剥夺的人权，反对“人权高于主权”的干预逻辑，探索主权框架内的人权渐进实现路径。在机制创新上，全球南方探索出差异化的区域人权治理模式，主要体现在符合地区特色的人权法律体系和人权机构的创设。这些机制根植于全球南方自身的历史经验、发展需求和文化多样性，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完善程序正义和增强参与效能等方式，为全球人权治理注入了更具本土特色和包容性的多元共治路径。然而，全球南方在人权治理创新上依然面临内部地区间张力与外部体系性制约两大挑战。近年来，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全球南方强化内部协调与能力建设，探索人权治理机制的跨区域协同。同时，面对数字技术发展的鸿沟，全球南方强调数字资源的集体权利属性和“科技向善”，主张通过技术合作弥合数字鸿沟，共同推动全球南方人权治理话语权的提升。

转型正义视域下拉美地区人权保障机制的重建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冷战缓和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兴起，拉美各国开始由军事独裁向代议制民主转型。在这一进程中，如何处理军政府时期的人权侵害事件、如何弥补受害者和追究施害者，以及如何重建和完善防止人权侵害重演的保障机制，成为新兴民选政府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通过开展转型正义，拉美各国逐步构建起以问责机制和监督机制为核心的人权保障体系。问责机制主要包括真相调查和司法追责，旨在明确历史责任并实现对人权侵害施加者的法律制裁;监督机制则通过宪法改革、人权监察机构建设、区域人权保障体系的完善以及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确保相关机制的持续有效运行。这些制度安排体现了拉美国家在制度层面防止大规模人权侵害重演的系统性努力与创新。尽管这些机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限制，但已初步发挥出保障人权的重要作用。展望未来，拉美人权保障机制的有效发挥不仅需要继续完善制度设计，强化法律约束力和执行力，更应兼顾有助于制度实施的政治支持与社会基础。只有将制度建设与政治治理、社会经济发展、文化认同等协同推进，才能推动人权保障向更深层次发展，实现对历史创伤的真正修复和对未来风险的有效防范，从而为拉美地区的民主巩固与社会和谐奠定坚实基础。

拉美地区“粉红”左翼政府对发展权的保障:以拉美六国为例

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发展权”一经提出就得到拉美地区各国的广泛认同，保障本国人民的发展权是拉美各国特别是左翼政府的重要职责。本文选取拉美地区“粉红浪潮”时期有代表性的六个国家——温和左翼执政的巴西、智利和阿根廷以及激进左翼执政的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考察这些国家“粉红”左翼政府保障发展权的宪法框架和实践成效。对宪法框架的考察主要从整体维度、社会发展维度和绿色发展维度进行，研究发现激进左翼国家新制定的宪法比温和左翼国家既有的宪法在保障发展权方面更先进、更具创新性。本研究主要使用人类发展指数、极端贫困率和绿色增长指数评估实践成效，发现“粉红”左翼政府为保障发展权作出了重要努力，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大多数左翼政府未能找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与温和左翼相比，激进左翼政府的发展权保障更加脆弱而不可持续，其成果也更容易遭到逆转。拉美地区“粉红”左翼政府保障发展权的规范和实践给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是保障发展权的宪法规定不能过于理想主义，不能超越本国现有的发展阶段;二是发展权的稳定保障需要摆脱单一资源出口模式，应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三是发展权的持续保障需要有一个稳定、温和的政治环境。中方愿同拉方一道携手推进“发展工程”，帮助拉美各国的发展权保障走上韧性、可持续发展道路，共同谱写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拉美人工智能的多元对冲战略研究

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拉丁美洲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依附与地缘政治压力。随着美、中、欧等主要技术力量围绕人工智能展开激烈博弈，技术体系、规则标准与产业生态的竞争不断外溢至发展中国家，拉美国家的战略自主空间受到显著挤压。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创新的多元对冲分析框架，系统解释拉美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复合型战略行为。本研究认为，拉美国家并非被动接受全球技术秩序，而是通过一种由内外动因驱动且在技术、制度和联盟三个维度上协同推进的精细化战略，主动在大国竞争夹缝中寻求有限但关键的自主空间。本文以巴西、智利等拉美国家及区域合作实践为分析对象，深入探析拉美国家实施多元对冲的战略动因，进一步论证拉美多元对冲的战略逻辑与实践效能，并揭示其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本文将国际关系中的对冲理论引于人工智能这一高科技领域，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其“多元”分析维度，强调对冲对象与战略工具的多重组合，为理解后发国家在全球技术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选择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现实意义方面，有助于深化对拉美国家人工智能战略路径的理解，并为全球南方其他发展中国家制定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战略提供有益借鉴。

族裔利益集团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基于对美以委员会和古美基金会的分析

族裔利益集团作为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力量，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理解族裔利益集团与总统、国会议员、其他利益集团及海外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是把握美国外交决策逻辑的关键。本文引入多重委托代理理论，探讨族裔利益集团如何通过游说、政治献金和选举动员等手段，构建多层次委托代理关系网络，进而深度介入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与演变。本文选取美以委员会与古美基金会作为案例，两者分别代表以维系战略同盟为诉求的“维系型”集团与以推动原属国体制转型为目标的“变革型”集团，以此展现族裔利益集团在不同议题与地缘政治背景下的多样实践。研究指出，族裔利益集团能否有效应对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难题，是其政策影响力可持续性的关键变量。它们既可能通过提供专业信息和增强政治参与推动外交决策理性化，也可能因过度追求特殊利益而导致外交政策失衡、代理成本上升甚至损害国家形象。此外，族裔利益集团还面临身份认同困境、内部立场分歧、外部竞争压力以及制度性制衡等多重结构性挑战，进一步加剧了其在美国外交体系中运作的复杂性。

拉美国家碳中和目标、举措及前景

近年来，气候变化成为全球热点问题，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日益加大对气候议题的重视，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协议。尤其许多拉美国家主动提出本国的碳中和目标和减排计划。多国政府采取加快能源转型、恢复生态系统及加强国际合作等多重举措，气候治理取得一定成效。拉美国家普遍重视气候变化议题是其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发展需要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未来，该地区国家将继续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而努力，进一步加大相关政策实施力度。不过，在百年变局和新冠疫情双重冲击下，拉美国家经济社会正面临不少挑战，要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克服诸多阻碍。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与减少碳排放之间取得平衡将是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需要面对的议题。为此，拉美各国政府需继续坚持绿色政策，凝聚社会共识，加大资金投入，并且通过区内外合作，夯实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补齐部分国家的资金技术短板，为实现所有地区国家共同实现碳中和目标助力。

墨西哥和巴西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及其对中国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几点启示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时期农村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墨西哥和巴西具有比较完善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根据两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特点 ,本文对中国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是政府要大力支持 ,二是在巩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制度 ,三是扩大合作区域从而提高保障水平 ,四是建立贫困农民医疗救助制度

经济全球化与“中心—外围”理论

社保改革“智利模式”25年的发展历程回眸

在现代社保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1981年智利的养老金私有化改革无疑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智利是世界上第一个对传统现收现付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建立以个人账户为基础的完全积累制模式养老金计划的国家。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智利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普遍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保私有化改革的激烈争论。本文旨在回顾“智利模式”25年来的改革发展历程和运行成效,并对其作出评价。

拉美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一套完整、规范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对贸易便利化的衡量细化到二级指标,首次系统地测算了拉美主要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而利用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并对欧盟和拉关两个不同的国家集团进行了对比研究,最后分别检验了贸易便利化的各项一级指标对中国出口拉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的出口有极大的促进效应,经济越发达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越高,中国对拉美的出口较大地受制于贸易的不便利,而且对不同贸易便利化指标的敏感程度不同。中国应在提升自身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基础上,加强与拉美国家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双边贸易发展。

从《美墨加协定》看美式单边主义及其应对

相比其前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的主要变化包括更加严格的汽车业原产地规则、适度放宽的乳制品和农产品市场准入、大幅限缩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新增的日落条款。《美墨加协定》充分体现出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立场和单边主义倾向:协定相关条款反映出在"美国优先"的基本国策下,重振美国制造业和强化美国规制权的总体态势;协定架构特点体现出美国以双边取代多边、以"互惠"取代"最惠"的贸易谈判新思维;美式单边主义的最终目标并非"去全球化",而是重塑全球经贸规则,实现符合美国利益和需求的新一代"全球化"。作为应对,中国在多边层面应当积极维护多边经贸体制和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并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对区域贸易协定中不公正的恶意条款加以约束;在区域层面应当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并考虑在适当条件下加入《全面和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国内层面应当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高水平经贸法制、高质量营商环境应对和突破美国的"规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使命与内涵

从贸易战到新冠肺炎疫情,美国宣布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开始推行"脱钩""新冷战",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国崛起打破了美国神话,挑战了美国霸权。美国国内的四类群体"商人""军人""传教士"和"律师"深刻影响着美国外交决策,四类群体在人员构成上相互交错,其关于中国崛起后的"已知"与"未知"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对华认知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适和对所谓"中美权力转移"的担忧。疫情的暴发放大了美国对中国的偏见。如何避免心理脱钩成为事实脱钩,避免新冷战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成为对美公共外交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对美公共外交使命在于消除美国错误的对华认知,促进中美民心相通,维持中美和平共处的大势,在"认识""认同"和"认可"原则指导下开展对美公共外交,做到中美"共通""共鸣""共振""共情",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国崛起的逻辑、中美合作的担当、中美不合作的后果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墨西哥和巴西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及其对中国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几点启示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时期农村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墨西哥和巴西具有比较完善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根据两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特点 ,本文对中国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是政府要大力支持 ,二是在巩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制度 ,三是扩大合作区域从而提高保障水平 ,四是建立贫困农民医疗救助制度

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拉美媒体上的中国企业形象:以华为为例

本文以中国跨国企业的典型代表华为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和总结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墨西哥主流媒体《宇宙报》的涉"华为"报道特征,考察拉美地区这一重要媒体在当前复杂情况下建构的华为企业形象及其同中国国家形象的关联性。研究发现,尽管在高压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宇宙报》建构的华为企业形象总体上仍是中立偏正面的。这一结果首先得益于华为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国际化战略,但更重要的是华为高度重视企业形象塑造,加强与当地媒体和公众的互动,且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努力获得当地的"社会许可"。跨国企业是国家形象的海外代言人和直接体现者,华为形象的塑造从客观上有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海外构建。随着中拉务实合作不断扩大,华为的经验无疑为其他拉美中资企业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或将激励其坚持科技创新、增强企业形象的对外传播意识、努力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巧用"第三方"讲好中国企业故事等,进而促进中国向负责任的全球创新领导者形象转变。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由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大国外交三部分组成。对于新时代的含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表述。大国外交的研究,历来是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点,但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学术界似乎着墨极少。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指中国独有而其他国家没有或罕有的某些环境、指导思想、操作原则和具体抓手。本文探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特"之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独特外部环境中展开的,其指导思想是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外交思想,采取了结伴不结盟这一独特的外交原则,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这一独特的工作抓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三个独特的理论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传统。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有助于我们总结和把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外交总体布局,有助于我们观察和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

从门罗主义到威尔逊主义：美国对外干预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干预是美国现代外交的重要工具和组成部分。在美国外交史上,从1823年"门罗主义"提出到1920年伍德罗·威尔逊任期结束的近1个世纪,是美国对外干预的观念基础、行为模式与思想格局孕育和定型的最关键阶段,其以1898年美西战争为界又可区分为19世纪"古典"阶段与20世纪"现代"阶段。美国对外干预思想大致经历了从"早期非意识形态、不干涉主义"到"弱意识形态、干涉主义(罗斯福推论)"再到"强意识形态、干涉主义(威尔逊主义)"的演变轨迹,对外干预实践的特征相应地从"零星、非系统、维护地区霸权"演变为"大规模、系统化、建构世界秩序"。贯穿其中的表层线索是:历届总统基于变化的时代现实不断对"门罗主义""美国"及"使命"概念作出新的解释,从而为美国的对外干预进行辩护;深层脉络则是美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变迁以及相应意识形态内容的生成和发展。美国对外关系中早期干预思想的缘起和演进不仅预示着现代美国外交精神品格的总体面貌,而且规定着美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未来展开的基本框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实现进程中和"亚洲世纪"初见端倪的今天,有关早期美国对外干预思想的系统梳理不仅填补了学界研究的一项空白,也为我们更好地思考如何经略周边、建构"亚洲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富有教益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