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研究

拉美国家应对不当域外管辖的集体行动：动因、路径与约束

在全球治理体系深度转型背景下，美欧国家不当行使域外管辖的做法持续侵蚀主权平等原则，导致发展中国家在规则博弈中处于被动。拉美国家基于共同的历史记忆与相似的结构性处境，逐步形成应对不当域外管辖的集体行动机制。系统考察该机制的生成逻辑、实践路径与效能边界可以发现，其根本动因在于维护规制自主性——主权国家在全球化深度互嵌条件下维护自身发展路径选择权的战略性重构。全球南方的崛起为这一行动提供了政治窗口，区域大国的引领则一度起到激活作用，但阿根廷的外交转向与墨西哥的复杂处境表明，区域动员正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拉美国家的集体行动实践呈现“韧性构建—联盟协调—规范塑造”三维策略体系:一是通过对内强化数据立法与支付体系，将主权关切拓展至关键产业链上游；二是依托多边平台组建灵活议题联盟，在贸易争端与碳边境调节机制等议题上协调立场，凝聚议价合力；三是在全球治理场域，将包容性发展观和数字主权等概念融入新兴规则的形成过程。然而，这些实践仍受到国际权力结构不对称、区域一体化效能不足、全球南方内部分歧及国际法治赤字等结构性约束，效能边界相对有限。展望未来，拉美国家应对不当域外管辖的集体行动应从防御性协作走向建构性规则塑造，更有效地维护自身利益，推动国际体系向更加公正、包容的方向演进。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拉新能源汽车产业协同发展:基础、现状与挑战

在全球绿色转型与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深度融合、协同演进的背景下,新能源汽车产业不仅是驱动国际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更为广大南方国家实现产业升级与价值链跃升提供了战略性机遇。中国是全球南方最大经济体与世界第一大新能源汽车产销国,在该领域具备先行优势;拉美则凭借有力的政策支撑、巨大的增量潜力与丰富的资源禀赋,以巴西、墨西哥为先发国家,以公共交通为先导领域,正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的中国与拉美国家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和互利性,双方已在制度、资源、产能、技术和市场五大维度形成多元联动的协同发展格局。但与此同时,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中拉新能源汽车产业协同也面临着制度规则波动频繁、资源民族主义强化、配套产能支撑不足、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以及地缘政治干预加剧等多重现实挑战。展望未来,中拉双方应基于互补共生、协作共进、价值共创、利益共享的原则,共同培育覆盖新能源汽车产业全价值链的多维协同网络,以协同发展破解全球价值链层级依附,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发展能力,推动南南合作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助力全球南方国家携手应对日益复杂的地缘挑战。

政策设计视域下的拉美腐败治理:以乌拉圭、智利和巴西为例

近20年以来,拉美地区腐败现象呈上升趋势,腐败问题成为拉美国家治理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公共采购因涉及资金规模大,且政府享有较大自由裁量权,成为腐败案件高发领域。透明度改革因此成为拉美国家腐败治理的重要政策议程。然而,各国推行的透明度改革内容相近,腐败治理成效却不尽相同。基于这一反差,拉美清廉指数得分最高的乌拉圭和智利,以及大国治理腐败的典型巴西成为研究案例,从政策设计视角考察三国如何调用信息、监管、财政和行政组织四类政策工具,从而在协调类型与政治互动维度上形成不同的腐败治理模式。乌拉圭和智利分别采用了协作治理模式和纵向治理模式。两国的治理路径虽然不同,但政策工具与制度情境保持较高一致性,能够持续推进信息公开、规则执行和跨部门监督,通过透明度制度化强化政治问责、社会问责和行政问责,形成遏制腐败的正向机制。巴西则属于民众主义治理模式,信息和监管工具虽不断强化,但政策设计缺乏制度一致性,公共问责难以持续,导致该国陷入腐败治理困境。研究表明,腐败治理成效不取决于某种模式是否具有天然优势,制度一致性和政策组合相互协调才是影响反腐败政策结果的关键。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反腐败政策设计必须在自身情境约束下寻求制度一致性。

数字殖民主义逻辑下全球南方的主体性困境与突围路径——以拉美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数字殖民主义是传统殖民主义在数字时代呈现的新形态,以技术垄断、数据掠夺、话语霸权与规则主导为核心机制,成为对全球南方主体性建构的结构性桎梏。以拉美地区为主要经验场域,基于新帝国主义、数据殖民主义与拉美依附理论等理论脉络,数字殖民主义被界定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科技巨头通过控制数字基础设施、掠夺数据资源、实施算法治理,对全球南方进行隐蔽性经济剥削与权力支配的新型殖民形态。全球南方主体性可从经济、文化、政治、个体四个维度加以把握。在数字殖民主义逻辑下,全球南方主体性遭遇四重困境:在经济层面,本土数据被无偿占有,技术标准被西方垄断;在文化层面,西方传播渠道垄断与算法霸权导致全球南方文化“失声”;在政治层面,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权被西方垄断;在个体层面,数据权利被剥夺,数字劳动被剥削。拉美地区还呈现出经济依附与技术依附恶性循环、文化同质化与政治干预协同等结构性叠加特征。针对这四重困境,拉美国家可从技术自主、治理联合、文化赋权、劳工赋能四个维度构建突围路径。通过系统性重构,全球南方有望摆脱数字殖民依附,实现数字主权与发展自主,推动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向多元共治转型。

全球南方国家核能技术再地化路径的比较分析

在全球能源转型与碳中和目标的双重驱动下,核能因其低碳、稳定、高效等特性,正成为全球南方国家保障能源安全及推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战略选项。然而,核能作为典型的战略性高门槛技术,其在南方国家的应用并非简单的技术扩散,而是需要不断融入复杂的本土治理语境。这项研究通过选取典型全球南方国家为案例进行分析比较,归纳和总结出制约全球南方国家核能发展的四大核心结构性因素:经济负担与融资瓶颈,技术自主水平不足,社会认可度差异,以及核安全治理能力的局限。为了缓解上述约束,全球南方国家在核能利用的过程中,普遍经历了“技术再地化”这一制度化学习与策略调适的动态过程。基于技术驱动与制度协同的差异,研究提炼出两种核心的技术主权路径:一是以特定环节突破、积累制度经验为特征的“分段式自主再地化”;二是以制度借鉴与能力移植实现渐进式吸收的“合作型制度嵌入”。技术再地化的成败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弥合外部技术供给与内部治理结构之间的“制度适应鸿沟”。文章构建的分析框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对全球南方能源转型复杂性的学理认知,也为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的绿色能源南南合作提供了参考启示。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世界意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党建思想将中国共产党对党的执政规律和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升至新高度,堪当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也为世界各国政党,特别是无产阶级政党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管党治党路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与经验借鉴,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振兴。从世界政党政治的角度来看,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克服世界政党政治的一系列弊病提供了中国智慧,必将引领人类政党文明发展方向。这一重要思想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是党的品格能力培养,确立了党在国家治理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强调以“党建引领、强党兴国”为基本叙事框架,在政党自身治理、政党治国理政方面均有独特的范式和话语创新,超越了西方政党以“选举竞争—政党轮替”为核心的叙事,打破了西方政党理论的话语霸权,丰富了人类政党文明的理论谱系。面向未来,持续深化对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阐释和国际传播,必将有力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复兴和人类政治文明发展。

墨西哥和巴西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及其对中国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几点启示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时期农村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墨西哥和巴西具有比较完善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根据两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特点 ,本文对中国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是政府要大力支持 ,二是在巩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制度 ,三是扩大合作区域从而提高保障水平 ,四是建立贫困农民医疗救助制度

经济全球化与“中心—外围”理论

社保改革“智利模式”25年的发展历程回眸

在现代社保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1981年智利的养老金私有化改革无疑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智利是世界上第一个对传统现收现付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建立以个人账户为基础的完全积累制模式养老金计划的国家。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智利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普遍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保私有化改革的激烈争论。本文旨在回顾“智利模式”25年来的改革发展历程和运行成效,并对其作出评价。

拉美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一套完整、规范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对贸易便利化的衡量细化到二级指标,首次系统地测算了拉美主要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而利用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并对欧盟和拉关两个不同的国家集团进行了对比研究,最后分别检验了贸易便利化的各项一级指标对中国出口拉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的出口有极大的促进效应,经济越发达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越高,中国对拉美的出口较大地受制于贸易的不便利,而且对不同贸易便利化指标的敏感程度不同。中国应在提升自身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基础上,加强与拉美国家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双边贸易发展。

从《美墨加协定》看美式单边主义及其应对

相比其前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的主要变化包括更加严格的汽车业原产地规则、适度放宽的乳制品和农产品市场准入、大幅限缩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新增的日落条款。《美墨加协定》充分体现出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立场和单边主义倾向:协定相关条款反映出在"美国优先"的基本国策下,重振美国制造业和强化美国规制权的总体态势;协定架构特点体现出美国以双边取代多边、以"互惠"取代"最惠"的贸易谈判新思维;美式单边主义的最终目标并非"去全球化",而是重塑全球经贸规则,实现符合美国利益和需求的新一代"全球化"。作为应对,中国在多边层面应当积极维护多边经贸体制和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并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对区域贸易协定中不公正的恶意条款加以约束;在区域层面应当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并考虑在适当条件下加入《全面和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国内层面应当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高水平经贸法制、高质量营商环境应对和突破美国的"规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使命与内涵

从贸易战到新冠肺炎疫情,美国宣布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开始推行"脱钩""新冷战",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国崛起打破了美国神话,挑战了美国霸权。美国国内的四类群体"商人""军人""传教士"和"律师"深刻影响着美国外交决策,四类群体在人员构成上相互交错,其关于中国崛起后的"已知"与"未知"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对华认知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适和对所谓"中美权力转移"的担忧。疫情的暴发放大了美国对中国的偏见。如何避免心理脱钩成为事实脱钩,避免新冷战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成为对美公共外交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对美公共外交使命在于消除美国错误的对华认知,促进中美民心相通,维持中美和平共处的大势,在"认识""认同"和"认可"原则指导下开展对美公共外交,做到中美"共通""共鸣""共振""共情",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国崛起的逻辑、中美合作的担当、中美不合作的后果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墨西哥和巴西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及其对中国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几点启示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时期农村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墨西哥和巴西具有比较完善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根据两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特点 ,本文对中国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是政府要大力支持 ,二是在巩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制度 ,三是扩大合作区域从而提高保障水平 ,四是建立贫困农民医疗救助制度

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拉美媒体上的中国企业形象:以华为为例

本文以中国跨国企业的典型代表华为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和总结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墨西哥主流媒体《宇宙报》的涉"华为"报道特征,考察拉美地区这一重要媒体在当前复杂情况下建构的华为企业形象及其同中国国家形象的关联性。研究发现,尽管在高压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宇宙报》建构的华为企业形象总体上仍是中立偏正面的。这一结果首先得益于华为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国际化战略,但更重要的是华为高度重视企业形象塑造,加强与当地媒体和公众的互动,且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努力获得当地的"社会许可"。跨国企业是国家形象的海外代言人和直接体现者,华为形象的塑造从客观上有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海外构建。随着中拉务实合作不断扩大,华为的经验无疑为其他拉美中资企业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或将激励其坚持科技创新、增强企业形象的对外传播意识、努力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巧用"第三方"讲好中国企业故事等,进而促进中国向负责任的全球创新领导者形象转变。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由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大国外交三部分组成。对于新时代的含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表述。大国外交的研究,历来是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点,但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学术界似乎着墨极少。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指中国独有而其他国家没有或罕有的某些环境、指导思想、操作原则和具体抓手。本文探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特"之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独特外部环境中展开的,其指导思想是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外交思想,采取了结伴不结盟这一独特的外交原则,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这一独特的工作抓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三个独特的理论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传统。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有助于我们总结和把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外交总体布局,有助于我们观察和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

从门罗主义到威尔逊主义：美国对外干预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干预是美国现代外交的重要工具和组成部分。在美国外交史上,从1823年"门罗主义"提出到1920年伍德罗·威尔逊任期结束的近1个世纪,是美国对外干预的观念基础、行为模式与思想格局孕育和定型的最关键阶段,其以1898年美西战争为界又可区分为19世纪"古典"阶段与20世纪"现代"阶段。美国对外干预思想大致经历了从"早期非意识形态、不干涉主义"到"弱意识形态、干涉主义(罗斯福推论)"再到"强意识形态、干涉主义(威尔逊主义)"的演变轨迹,对外干预实践的特征相应地从"零星、非系统、维护地区霸权"演变为"大规模、系统化、建构世界秩序"。贯穿其中的表层线索是:历届总统基于变化的时代现实不断对"门罗主义""美国"及"使命"概念作出新的解释,从而为美国的对外干预进行辩护;深层脉络则是美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变迁以及相应意识形态内容的生成和发展。美国对外关系中早期干预思想的缘起和演进不仅预示着现代美国外交精神品格的总体面貌,而且规定着美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未来展开的基本框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实现进程中和"亚洲世纪"初见端倪的今天,有关早期美国对外干预思想的系统梳理不仅填补了学界研究的一项空白,也为我们更好地思考如何经略周边、建构"亚洲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富有教益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