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研究

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逻辑理路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下，中拉关系呈现蓬勃发展新气象，中拉已发展成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遵循清晰的理论和实践逻辑，既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双方人民的心之所向。中拉合作坚持主权平等、相互尊重、开放多元、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已逐步形成涵盖多个领域的合作框架，以“五大工程”为实践抓手，以“四大全球倡议”作为推动合作全面升级的顶层设计与实践路径，致力于实现高质量的跨越式发展。特朗普政府的“新门罗主义”(或称“唐罗主义”)给中拉合作带来新挑战，美国将战略重心重新转向西半球，加强对拉美地区的控制，严重制约拉美探索自主发展道路。面对这一新情况、新问题，中拉应合作协同破局:加强政治沟通，巩固合作共识;深化经济交流，对冲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影响;促进文明互鉴与民心相通，开创多元发展、平等合作的自主发展道路，有力回应时代挑战。通过打造多层次的合作平台，落实各个领域的合作策略，中拉命运共同体从理念倡议逐步转化为切实惠及双方人民的合作现实。中拉合作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典范，为全球治理注入了新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中拉方案”。

全球南方的发展权与共同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核心议题与首要任务，发展权是全球南方不可剥夺的一项人权。它既具有无可争辩的人权属性，也具有鲜明的共同属性和话语属性。然而，当今世界发展赤字有增无减，全球南方的发展权面临严重挑战，发展权的现实价值因此更加凸显。发展权不仅为全球南方争取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强化了道义优势，更为破解全球发展赤字、顺应全球发展动力转换和推动国际秩序变革提供了行动指南。全球南方的发展关系到数十亿人发展权的实现。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维护和实现全球南方发展权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的集体进程，日益崛起的全球南方需要团结协作、共同发展，推进全方位的共同现代化。一方面，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为全球南方国家从共同发展迈向共同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另一方面，全球南方日益成为发展叙事主体，为全球南方国家从共同发展迈向共同现代化提供了关键的话语支撑。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现代化，既需要强化发展权的话语建构和能力支撑，也需要通过深化南南合作探寻共同现代化的现实路径，更需要在全球治理层面探索构建公正合理、普惠包容的全球发展架构，推动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繁荣。为推动实现共同现代化，全球南方要不断夯实发展权之基，探寻共同现代化之路，并最终回归世界现代化的共同繁荣之本。

发展权视角下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理念与实践

在南北发展差距扩大与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发展权与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第三代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权的内涵已由最初的政治宣言，逐步拓展为涵盖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维度的综合性人权理念。以“发展权”这一国际人权规范为主线，梳理发展权理念的演进，可发现其与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探究中国在国际通行规范框架下的对标与回应。在理论演进层面，中国从发展权倡导者逐步成为规范塑造者，通过联合国等多边机制推动发展权议题制度化，并积极参与《发展权国际公约草案》磋商;在实践层面，发展权是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规范基础，形成人权与发展权利的结构同构性，二者在具体政策领域具有高度一致性;在规范对标层面，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着多元的国际评价，中国也在以开放的态度回应外部关切，推动发展权视角下的国际发展合作与通行规范进行衔接和融合。展望未来，中国国际发展合作可从规范层、机制层和评估层协同发力，进一步推动发展权理念的制度化、合作工具的优化组合以及效果评价体系的完善，以实现可持续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

世界银行发展知识的推广：基于权力视角的分析

为什么多边援助机构(如世界银行)提供的“发展知识”能被受援国采纳并形成约束力?发展知识如何经由国际组织向受援国推广?既有发展援助研究探讨了发展知识的生产与接受，以及发展知识推广的具体形式，但仍缺乏能够展示国际组织与受援国间关系的整体性视角。基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权力类型学构建的关于发展知识如何推广的总体性理论框架表明，以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援助机构通过“强制”“社会化”“定位”与“定义”四种形式进行发展知识推广，这四种形式分别对应国际关系中的强制性权力、制度性权力、结构性权力与生产性权力，发展知识的推广内嵌于多边援助机构与受援国之间的权力互动之中。世界银行在秘鲁推广关于参与式预算的发展知识时，以其接受参与式预算作为贷款的条件(强制)，塑造关于参与式预算的共识及认知共同体(社会化)，形成关于参与式预算的优势性结构(定位)，提供关于参与式预算的规范性话语(定义)。这一案例表明，多边援助机构向受援国推广发展知识是基于权力进行的。这一研究发现有助于新兴国家探索真正尊重受援国主体性的知识推广与合作模式。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及其拉美政策启示

2025年年底美国发布的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本质上是为建构政策正当性、引导国内舆论而精心设计的政治动员工具。报告明确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将西半球列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优先区域，标志着其对拉政策的根本转向。报告通过威胁叙事、历史类比和情感绑定等话语策略，将实质上意在强化美国西半球霸权的干预政策粉饰为应对危机、捍卫主权的必要之举。从思想渊源看，“特朗普推论”并非全新创造，而是承袭19世纪以来美国的干预传统，是对“美国的美洲”这一霸权主张的系统强化。报告的提出不仅意味着美国对拉政策的剧烈转向，也意味着强调规则、多边主义与“民主价值”的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在美国对拉政策议程中彻底失语。但同时，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软法”属性决定了其实施将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报告本身是政治协调的产物，其效力依赖于后续资源投入，美国官僚体系的标准操作程序亦会形成过滤机制。更重要的是，拉美国家基于历史经验可能采取的抵制、软制衡措施，以及国际社会的负面舆论反应，都将对美国新安全战略构成在地区和国际层面的结构性制约。因此，“特朗普推论”的实际影响，将更多地取决于美国国内民粹主义政治共识的牢固性和战略资源投入的可持续性。

拉美人工智能的多元对冲战略研究

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拉丁美洲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依附与地缘政治压力。随着美、中、欧等主要技术力量围绕人工智能展开激烈博弈，技术体系、规则标准与产业生态的竞争不断外溢至发展中国家，拉美国家的战略自主空间受到显著挤压。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创新的多元对冲分析框架，系统解释拉美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复合型战略行为。本研究认为，拉美国家并非被动接受全球技术秩序，而是通过一种由内外动因驱动且在技术、制度和联盟三个维度上协同推进的精细化战略，主动在大国竞争夹缝中寻求有限但关键的自主空间。本文以巴西、智利等拉美国家及区域合作实践为分析对象，深入探析拉美国家实施多元对冲的战略动因，进一步论证拉美多元对冲的战略逻辑与实践效能，并揭示其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本文将国际关系中的对冲理论引于人工智能这一高科技领域，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其“多元”分析维度，强调对冲对象与战略工具的多重组合，为理解后发国家在全球技术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选择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现实意义方面，有助于深化对拉美国家人工智能战略路径的理解，并为全球南方其他发展中国家制定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战略提供有益借鉴。

“新门罗主义”转向下的美拉利益冲突及拉美战略选择

特朗普政府2025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及其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入侵,是美国“新门罗主义”政策转向的显著体现,既展示出美国西半球战略的调整方向,也反映出美国在国家利益观、角色观和国际秩序认知层面的根本性变化,更加改变了冷战结束以来美拉关系的基本形态。从国家利益视角来看,2025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以及特朗普第二任期对拉美政策实践,反映出现阶段美国将在拉美地区的利益界定为构建绝对安全的“西半球堡垒”、重构拉美对美国的单向经济依赖、主导拉美政治生态三个层次,展现出强化“主导—依附”的等级秩序,体现出“美国利益至上”的排他性利益观。在此局面下,美拉深层次利益冲突进一步凸显,具体体现在安全叙事认知分歧、“垄断控制—自主发展”目标对抗、“政治干涉—主权捍卫”价值观对立三个维度。在美国强干涉主义政策影响下,为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安全、经济、政治利益,拉美国家需从多个维度探索有效的战略应对。一方面在美国安全关切的核心领域,通过适当方式降低美国的直接军事干涉风险;另一方面则通过地区一体化模式创新、国际合作多元布局、国际多边机制强化等形成对美国的约束,以争取更大的战略自主空间。

族裔利益集团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基于对美以委员会和古美基金会的分析

族裔利益集团是美国政治中的重要行动主体,在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理解其与总统/国会议员、其他利益集团及海外政治力量之间复杂交织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把握美国外交决策的内在逻辑。基于多重委托代理理论,族裔利益集团可通过游说、政治献金和选举动员等方式,构建多层次委托代理关系网络,并由此深度介入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与调整。美以委员会与古美基金会分别代表以维系战略同盟为核心诉求的“维系型”集团和以推动原属国体制转型为主要目标的“变革型”集团,二者体现了族裔利益集团在不同议题领域与地缘政治背景下的差异化实践。分析表明,族裔利益集团能否有效处理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与利益冲突,是其政策影响力得以持续发挥的关键变量。族裔利益集团既可能通过提供专业信息、强化政治参与和拓展政策讨论空间推动外交决策理性化,也可能因过度追求特殊利益而造成外交政策失衡、代理成本上升乃至国家形象受损。同时,身份认同困境、内部立场分歧、外部竞争压力与制度性制衡等结构性挑战,也进一步加剧了族裔利益集团在美国外交体系中运作的复杂性。

拉美六国族群的政治支持水平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民众的政治支持水平对国家的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在多族群国家,不同族群的政治支持水平存在重要差异。通过分析六个原住民人口比重较高的拉美国家的“美洲晴雨表”问卷调查数据(2008—2023年),不同族群的政治支持水平呈现显著差异。基于政治支持水平(以总统信任度、政治体制支持率、民主运行方式满意度为指标)的族群差异特点,这六国可分为三类:在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原住民的政治支持水平稳定地高于其他族群;在秘鲁,原住民的政治支持水平稳定地低于其他族群;墨西哥、洪都拉斯和厄瓜多尔的族群差异波动性较高,原住民的政治支持水平总体上低于白人。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族群的政治支持水平与外部效能感、政府经济绩效评价正相关。其中,就政治体制支持率而言,外部效能感较低的族群对经济下行更为敏感,更容易因经济不景气而降低对政治体制的支持。在控制了外部效能感和政府经济绩效评价等因素的影响后,原住民身份本身仍对民主运行方式满意度有负面影响。这反映了拉美地区原住民对本国民主实践仍存在结构性不满。上述发现一方面有助于阐明族群的外部效能感对维系政治稳定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深化关于拉美各国族群政治态度差异的认识。

拉美国家碳中和目标、举措及前景

近年来，气候变化成为全球热点问题，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日益加大对气候议题的重视，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协议。尤其许多拉美国家主动提出本国的碳中和目标和减排计划。多国政府采取加快能源转型、恢复生态系统及加强国际合作等多重举措，气候治理取得一定成效。拉美国家普遍重视气候变化议题是其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发展需要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未来，该地区国家将继续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而努力，进一步加大相关政策实施力度。不过，在百年变局和新冠疫情双重冲击下，拉美国家经济社会正面临不少挑战，要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克服诸多阻碍。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与减少碳排放之间取得平衡将是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需要面对的议题。为此，拉美各国政府需继续坚持绿色政策，凝聚社会共识，加大资金投入，并且通过区内外合作，夯实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补齐部分国家的资金技术短板，为实现所有地区国家共同实现碳中和目标助力。

墨西哥和巴西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及其对中国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几点启示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时期农村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墨西哥和巴西具有比较完善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根据两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特点 ,本文对中国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是政府要大力支持 ,二是在巩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制度 ,三是扩大合作区域从而提高保障水平 ,四是建立贫困农民医疗救助制度

经济全球化与“中心—外围”理论

社保改革“智利模式”25年的发展历程回眸

在现代社保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1981年智利的养老金私有化改革无疑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智利是世界上第一个对传统现收现付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建立以个人账户为基础的完全积累制模式养老金计划的国家。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智利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普遍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保私有化改革的激烈争论。本文旨在回顾“智利模式”25年来的改革发展历程和运行成效,并对其作出评价。

拉美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一套完整、规范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对贸易便利化的衡量细化到二级指标,首次系统地测算了拉美主要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而利用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并对欧盟和拉关两个不同的国家集团进行了对比研究,最后分别检验了贸易便利化的各项一级指标对中国出口拉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的出口有极大的促进效应,经济越发达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越高,中国对拉美的出口较大地受制于贸易的不便利,而且对不同贸易便利化指标的敏感程度不同。中国应在提升自身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基础上,加强与拉美国家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双边贸易发展。

从《美墨加协定》看美式单边主义及其应对

相比其前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的主要变化包括更加严格的汽车业原产地规则、适度放宽的乳制品和农产品市场准入、大幅限缩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新增的日落条款。《美墨加协定》充分体现出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立场和单边主义倾向:协定相关条款反映出在"美国优先"的基本国策下,重振美国制造业和强化美国规制权的总体态势;协定架构特点体现出美国以双边取代多边、以"互惠"取代"最惠"的贸易谈判新思维;美式单边主义的最终目标并非"去全球化",而是重塑全球经贸规则,实现符合美国利益和需求的新一代"全球化"。作为应对,中国在多边层面应当积极维护多边经贸体制和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并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对区域贸易协定中不公正的恶意条款加以约束;在区域层面应当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并考虑在适当条件下加入《全面和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国内层面应当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高水平经贸法制、高质量营商环境应对和突破美国的"规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使命与内涵

从贸易战到新冠肺炎疫情,美国宣布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开始推行"脱钩""新冷战",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国崛起打破了美国神话,挑战了美国霸权。美国国内的四类群体"商人""军人""传教士"和"律师"深刻影响着美国外交决策,四类群体在人员构成上相互交错,其关于中国崛起后的"已知"与"未知"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对华认知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适和对所谓"中美权力转移"的担忧。疫情的暴发放大了美国对中国的偏见。如何避免心理脱钩成为事实脱钩,避免新冷战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成为对美公共外交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对美公共外交使命在于消除美国错误的对华认知,促进中美民心相通,维持中美和平共处的大势,在"认识""认同"和"认可"原则指导下开展对美公共外交,做到中美"共通""共鸣""共振""共情",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国崛起的逻辑、中美合作的担当、中美不合作的后果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墨西哥和巴西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及其对中国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几点启示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时期农村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墨西哥和巴西具有比较完善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根据两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特点 ,本文对中国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是政府要大力支持 ,二是在巩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制度 ,三是扩大合作区域从而提高保障水平 ,四是建立贫困农民医疗救助制度

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拉美媒体上的中国企业形象:以华为为例

本文以中国跨国企业的典型代表华为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和总结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墨西哥主流媒体《宇宙报》的涉"华为"报道特征,考察拉美地区这一重要媒体在当前复杂情况下建构的华为企业形象及其同中国国家形象的关联性。研究发现,尽管在高压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宇宙报》建构的华为企业形象总体上仍是中立偏正面的。这一结果首先得益于华为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国际化战略,但更重要的是华为高度重视企业形象塑造,加强与当地媒体和公众的互动,且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努力获得当地的"社会许可"。跨国企业是国家形象的海外代言人和直接体现者,华为形象的塑造从客观上有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海外构建。随着中拉务实合作不断扩大,华为的经验无疑为其他拉美中资企业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或将激励其坚持科技创新、增强企业形象的对外传播意识、努力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巧用"第三方"讲好中国企业故事等,进而促进中国向负责任的全球创新领导者形象转变。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由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大国外交三部分组成。对于新时代的含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表述。大国外交的研究,历来是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点,但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学术界似乎着墨极少。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指中国独有而其他国家没有或罕有的某些环境、指导思想、操作原则和具体抓手。本文探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特"之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独特外部环境中展开的,其指导思想是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外交思想,采取了结伴不结盟这一独特的外交原则,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这一独特的工作抓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三个独特的理论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传统。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有助于我们总结和把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外交总体布局,有助于我们观察和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

从门罗主义到威尔逊主义：美国对外干预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干预是美国现代外交的重要工具和组成部分。在美国外交史上,从1823年"门罗主义"提出到1920年伍德罗·威尔逊任期结束的近1个世纪,是美国对外干预的观念基础、行为模式与思想格局孕育和定型的最关键阶段,其以1898年美西战争为界又可区分为19世纪"古典"阶段与20世纪"现代"阶段。美国对外干预思想大致经历了从"早期非意识形态、不干涉主义"到"弱意识形态、干涉主义(罗斯福推论)"再到"强意识形态、干涉主义(威尔逊主义)"的演变轨迹,对外干预实践的特征相应地从"零星、非系统、维护地区霸权"演变为"大规模、系统化、建构世界秩序"。贯穿其中的表层线索是:历届总统基于变化的时代现实不断对"门罗主义""美国"及"使命"概念作出新的解释,从而为美国的对外干预进行辩护;深层脉络则是美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变迁以及相应意识形态内容的生成和发展。美国对外关系中早期干预思想的缘起和演进不仅预示着现代美国外交精神品格的总体面貌,而且规定着美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未来展开的基本框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实现进程中和"亚洲世纪"初见端倪的今天,有关早期美国对外干预思想的系统梳理不仅填补了学界研究的一项空白,也为我们更好地思考如何经略周边、建构"亚洲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富有教益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