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研究

巴西共产党的党建实践、特征及发展前景

党的建设对于世界各国共产党的长久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拉美资本主义国家中规模最大的共产党,巴西共产党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巴西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的重要力量之一,其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党建实践具有较强的理论研究价值和代表意义。巴西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经历了政治成形、合法化斗争、民主争取、民主参与等一系列曲折的历史发展阶段,在政党建设各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在历史环境的持续变化中能够坚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加强党内生活的组织建设、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水平、发展社会主义运动策略,积累了本土化的政党建设经验,总体呈现出时代性、灵活性、原则性、民族性四大特征。现阶段,巴共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不仅需要把握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新自由主义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矛盾、拉美政治格局演变、网络信息技术进步等带来的国内外机遇,同时也需要注意灵活应对地缘政治和选举政治变局带来的外部挑战,巩固扩大党的统一战线和社会基础,补强党在政治建设和纪律建设方面的短板,从而提升自身在巴西议会政治和国家机构中的影响力和适应性。巴西共产党的党建实践、特征及发展前景研究有助于把握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沿趋势,为加强各国共产党的党际交流与合作提供参照。

古巴参与制民主的生成逻辑、价值意蕴和现实进路

古巴参与制民主是古巴人民民主的表现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和古巴本土化民主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古巴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基于国际环境的深刻变化与自主探索的现实需要而创新的民主形式。在政治实践中,古巴始终坚持以人为价值目标,致力于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导向,并以此为前提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作为一种民主理论,古巴没有教条式吸取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也没有照抄照搬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而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具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作为一种民主实践,古巴在现实中不断落实和扩大人民参与,展现了古巴广泛而真实的社会主义民主优势,对于古巴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具有积极意义。为进一步实现参与制民主,古巴党和政府开创了多种有效形式,形成了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统一、选举民主与决策民主相结合、上层民主与基层民主相统一、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结合的民主路径。当前,古巴参与制民主还存在理论体系不完善的局限性,面临现实困境的束缚,美国对古巴的敌对政策仍是限制其发展的重要因素。未来古巴共产党将在立足党的建设和吸取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古巴民主政治朝着现代化方向不断迈进。

拉美人工智能的多元对冲战略研究

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拉美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依附与地缘政治压力。随着美国、中国、欧盟等主要技术力量围绕人工智能展开激烈博弈,围绕技术体系、规则标准与产业生态的竞争不断外溢至发展中国家,使得拉美国家的战略自主空间受到显著挤压。通过构建一个创新的多元对冲分析框架,可系统解释拉美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复合型战略行为。拉美国家并非被动接受全球技术秩序,而是通过一种由内外部动因驱动且在技术、制度和联盟三个维度上协同推进的多元对冲战略,主动在大国竞争夹缝中寻求有限但关键的自主空间。在战略动因层面,拉美国家人工智能多元对冲战略源于三大相互交织的因素,包括大国技术竞合带来的结构性压力与战略空间,摆脱技术依附与追求数字主权的诉求,以及破解现实发展困境的需求。在具体实践层面,拉美国家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通过构建基础技术有限开放、应用技术多元合作、战略技术自主可控的梯度化策略进行技术对冲,二是通过监管制度的融合创新与技术标准的本土化改造进行制度对冲,三是通过依托区域协同与全球南方联动凝聚集体力量进行联盟对冲。这三个维度互为支撑,协同推进。拉美国家人工智能多元对冲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也面临多重挑战。

“去殖民性”视域下拉美数字主权建构

在全球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和地缘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数字主权成为维护国家数据安全、保障数字经济自主、摆脱外部技术依附的主战场。由于长期面临数字技术被垄断、数据资源被掠夺、数字规则被主导等多重危机,拉美地区成为最早尝试建构数字主权的地区之一。对于拉美国家而言,数字主权具有双重建构特征,一是在制度上的数字主权建构,二是在更深层的思想和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建构,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一方面,只有实现了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去殖民性,数字主权政策和法律才能立得住、行得通,才能拥有精神内核与社会土壤;另一方面,根植于拉美本土社会意识形态的“数字去殖民性”理论,也是一套可直接转化为政策目标、治理原则和制度设计方案的实践体系,为构建数字主权提供行动指引。拉美数字主权建构是社群、国家和区域多主体参与的行动,其中国家是核心主体,国家对数字发展设置“硬边界”“软边界”和“价值边界”,推动本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制定和推行数据主权法案等措施。尽管拉美国家仍面临资金和人才短缺、自主技术创新不足、数字鸿沟凸显、内部治理碎片化等结构性桎梏,但各国在数字主权建构上的创新探索,依旧丰富了全球南方反数字霸权的理论与实践,也助力拉美国家摆脱深层结构困境,逐步实现技术自主发展。

后私有化时代拉美养老金制度的再平衡：基于三国新一轮改革的比较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国家私有化养老金制度的局限逐渐显现。拉美国家开始通过强化国家责任、加强底层保障和完善市场规制,对既有养老金制度进行系统性校正。近年来,智利、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相继进行新一轮养老金制度改革,集中体现出后私有化时代养老金制度由单一市场化路径转向多主体责任再平衡的趋势。在相同的改革方向下,拉美三国基于本国独特的制度遗产而选择了不同的改革路径:智利在保留个人账户框架的基础上,引入雇主缴费、社会保险养老金和女性补贴,形成个人账户框架内的混合式重构;墨西哥以普惠老年养老金扩张和福利养老金基金为主要工具,通过财政托底提高待遇水平;哥伦比亚则通过法令重组养老金制度,建立由团结支柱、半缴费支柱、缴费支柱和自愿储蓄支柱构成的四支柱体系。总体来看,新一轮改革并非简单去私有化或再国有化,而是在老龄化、就业非正规化、待遇不足、性别差距和财政约束等因素共同作用下,重新配置国家、市场、个人和雇主之间的养老责任。拉美三国养老金改革有助于强化底层保障和再分配功能,但也面临财政可持续性、缴费激励弱化、治理复杂化和政治不确定性等挑战。

历史记忆与政策选择：基于智利社会政策改革的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多国相继进行了社会政策的调整和扩张，其中智利的政策调整尤为突出，呈现出渐进与温和的特点。这种温和化取向通常被视为拉美国家务实派左翼的既定特征，但现有对其具体成因和形成机制的研究还较少。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深入分析了一项未获左翼政府支持却由右翼政府成功推动的“反常”社会政策实施过程，发现关于20世纪70年代改革与政变的历史记忆，通过调整决策者的因果认知、被制度化以及影响其对情景的解读，影响了当下政府的行为选择。曾经的失败执政经历使得以社会党为代表的智利左翼政府在社会福利议题上背负“原罪”，促使决策者调整了因果认知，将强调财政纪律的历史记忆制度化，形成了去民粹化和专业化的决策机制。同时，民众对20世纪70年代社会失序与政变的复杂历史记忆，令决策者重新评估自身所处的政治竞争情景。为减少历史标签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决策者最终选择不支持特定福利政策。引入历史记忆这一观念性因素，有助于扩展对拉美国家国内政治和政策制定过程的理解。相较于传统的左右翼意识形态分野，这一视角能够从新的维度深入揭示拉美国家公共政策决策过程及其背后的政治运作逻辑。

拉美国家碳中和目标、举措及前景

近年来，气候变化成为全球热点问题，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日益加大对气候议题的重视，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协议。尤其许多拉美国家主动提出本国的碳中和目标和减排计划。多国政府采取加快能源转型、恢复生态系统及加强国际合作等多重举措，气候治理取得一定成效。拉美国家普遍重视气候变化议题是其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发展需要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未来，该地区国家将继续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而努力，进一步加大相关政策实施力度。不过，在百年变局和新冠疫情双重冲击下，拉美国家经济社会正面临不少挑战，要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克服诸多阻碍。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与减少碳排放之间取得平衡将是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需要面对的议题。为此，拉美各国政府需继续坚持绿色政策，凝聚社会共识，加大资金投入，并且通过区内外合作，夯实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补齐部分国家的资金技术短板，为实现所有地区国家共同实现碳中和目标助力。

墨西哥和巴西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及其对中国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几点启示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时期农村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墨西哥和巴西具有比较完善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根据两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特点 ,本文对中国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是政府要大力支持 ,二是在巩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制度 ,三是扩大合作区域从而提高保障水平 ,四是建立贫困农民医疗救助制度

经济全球化与“中心—外围”理论

社保改革“智利模式”25年的发展历程回眸

在现代社保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1981年智利的养老金私有化改革无疑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智利是世界上第一个对传统现收现付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建立以个人账户为基础的完全积累制模式养老金计划的国家。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智利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普遍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保私有化改革的激烈争论。本文旨在回顾“智利模式”25年来的改革发展历程和运行成效,并对其作出评价。

拉美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一套完整、规范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对贸易便利化的衡量细化到二级指标,首次系统地测算了拉美主要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而利用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并对欧盟和拉关两个不同的国家集团进行了对比研究,最后分别检验了贸易便利化的各项一级指标对中国出口拉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的出口有极大的促进效应,经济越发达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越高,中国对拉美的出口较大地受制于贸易的不便利,而且对不同贸易便利化指标的敏感程度不同。中国应在提升自身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基础上,加强与拉美国家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双边贸易发展。

从《美墨加协定》看美式单边主义及其应对

相比其前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的主要变化包括更加严格的汽车业原产地规则、适度放宽的乳制品和农产品市场准入、大幅限缩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新增的日落条款。《美墨加协定》充分体现出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立场和单边主义倾向:协定相关条款反映出在"美国优先"的基本国策下,重振美国制造业和强化美国规制权的总体态势;协定架构特点体现出美国以双边取代多边、以"互惠"取代"最惠"的贸易谈判新思维;美式单边主义的最终目标并非"去全球化",而是重塑全球经贸规则,实现符合美国利益和需求的新一代"全球化"。作为应对,中国在多边层面应当积极维护多边经贸体制和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并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对区域贸易协定中不公正的恶意条款加以约束;在区域层面应当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并考虑在适当条件下加入《全面和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国内层面应当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高水平经贸法制、高质量营商环境应对和突破美国的"规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使命与内涵

从贸易战到新冠肺炎疫情,美国宣布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开始推行"脱钩""新冷战",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国崛起打破了美国神话,挑战了美国霸权。美国国内的四类群体"商人""军人""传教士"和"律师"深刻影响着美国外交决策,四类群体在人员构成上相互交错,其关于中国崛起后的"已知"与"未知"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对华认知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适和对所谓"中美权力转移"的担忧。疫情的暴发放大了美国对中国的偏见。如何避免心理脱钩成为事实脱钩,避免新冷战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成为对美公共外交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对美公共外交使命在于消除美国错误的对华认知,促进中美民心相通,维持中美和平共处的大势,在"认识""认同"和"认可"原则指导下开展对美公共外交,做到中美"共通""共鸣""共振""共情",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国崛起的逻辑、中美合作的担当、中美不合作的后果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墨西哥和巴西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及其对中国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几点启示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时期农村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墨西哥和巴西具有比较完善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根据两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特点 ,本文对中国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是政府要大力支持 ,二是在巩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制度 ,三是扩大合作区域从而提高保障水平 ,四是建立贫困农民医疗救助制度

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拉美媒体上的中国企业形象:以华为为例

本文以中国跨国企业的典型代表华为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和总结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墨西哥主流媒体《宇宙报》的涉"华为"报道特征,考察拉美地区这一重要媒体在当前复杂情况下建构的华为企业形象及其同中国国家形象的关联性。研究发现,尽管在高压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宇宙报》建构的华为企业形象总体上仍是中立偏正面的。这一结果首先得益于华为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国际化战略,但更重要的是华为高度重视企业形象塑造,加强与当地媒体和公众的互动,且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努力获得当地的"社会许可"。跨国企业是国家形象的海外代言人和直接体现者,华为形象的塑造从客观上有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海外构建。随着中拉务实合作不断扩大,华为的经验无疑为其他拉美中资企业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或将激励其坚持科技创新、增强企业形象的对外传播意识、努力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巧用"第三方"讲好中国企业故事等,进而促进中国向负责任的全球创新领导者形象转变。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由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大国外交三部分组成。对于新时代的含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表述。大国外交的研究,历来是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点,但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学术界似乎着墨极少。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指中国独有而其他国家没有或罕有的某些环境、指导思想、操作原则和具体抓手。本文探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特"之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独特外部环境中展开的,其指导思想是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外交思想,采取了结伴不结盟这一独特的外交原则,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这一独特的工作抓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三个独特的理论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传统。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有助于我们总结和把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外交总体布局,有助于我们观察和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

从门罗主义到威尔逊主义：美国对外干预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干预是美国现代外交的重要工具和组成部分。在美国外交史上,从1823年"门罗主义"提出到1920年伍德罗·威尔逊任期结束的近1个世纪,是美国对外干预的观念基础、行为模式与思想格局孕育和定型的最关键阶段,其以1898年美西战争为界又可区分为19世纪"古典"阶段与20世纪"现代"阶段。美国对外干预思想大致经历了从"早期非意识形态、不干涉主义"到"弱意识形态、干涉主义(罗斯福推论)"再到"强意识形态、干涉主义(威尔逊主义)"的演变轨迹,对外干预实践的特征相应地从"零星、非系统、维护地区霸权"演变为"大规模、系统化、建构世界秩序"。贯穿其中的表层线索是:历届总统基于变化的时代现实不断对"门罗主义""美国"及"使命"概念作出新的解释,从而为美国的对外干预进行辩护;深层脉络则是美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变迁以及相应意识形态内容的生成和发展。美国对外关系中早期干预思想的缘起和演进不仅预示着现代美国外交精神品格的总体面貌,而且规定着美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未来展开的基本框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实现进程中和"亚洲世纪"初见端倪的今天,有关早期美国对外干预思想的系统梳理不仅填补了学界研究的一项空白,也为我们更好地思考如何经略周边、建构"亚洲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富有教益的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