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研究

“新门罗主义”转向下的美拉利益冲突及拉美战略选择

特朗普政府2025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及其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入侵,是美国“新门罗主义”政策转向的显著体现,既展示出美国西半球战略的调整方向,也反映出美国在国家利益观、角色观和国际秩序认知层面的根本性变化,更加改变了冷战结束以来美拉关系的基本形态。从国家利益视角来看,2025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以及特朗普第二任期对拉美政策实践,反映出现阶段美国将在拉美地区的利益界定为构建绝对安全的“西半球堡垒”、重构拉美对美国的单向经济依赖、主导拉美政治生态三个层次,展现出强化“主导—依附”的等级秩序,体现出“美国利益至上”的排他性利益观。在此局面下,美拉深层次利益冲突进一步凸显,具体体现在安全叙事认知分歧、“垄断控制—自主发展”目标对抗、“政治干涉—主权捍卫”价值观对立三个维度。在美国强干涉主义政策影响下,为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安全、经济、政治利益,拉美国家需从多个维度探索有效的战略应对。一方面在美国安全关切的核心领域,通过适当方式降低美国的直接军事干涉风险;另一方面则通过地区一体化模式创新、国际合作多元布局、国际多边机制强化等形成对美国的约束,以争取更大的战略自主空间。

“美洲堡垒”的构建：门罗主义回归与美国西半球战略的重构

2025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标志着美国西半球战略的重大转向。门罗主义自1823年诞生以来,历经多次嬗变,从早期排斥欧洲列强的防御性宣言,发展为帝国主义时期的扩张工具和冷战时期的遏制手段。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官方曾宣称门罗主义“终结”,但其背后深层次的霸权逻辑并未消散,而是隐匿于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议程框架之中。然而,冷战结束后美国对西半球长期的“善意忽视”,以及新自由主义议程在拉美的失败,导致其在拉美的影响力显著衰退,并为域外大国进入拉美创造了空间。面对非法移民、毒品贩运等国内议题“安全化”带来的治理压力,以及中国、俄罗斯等域外大国在西半球影响力上升造成的焦虑,特朗普政府重新祭出门罗主义旗帜,试图构建以整个西半球为战略大后方和资源基地的“美洲堡垒”。特朗普的“美洲堡垒”战略并非简单的孤立主义回归或战略收缩,而是美国在大国竞争背景下的一种选择性介入战略,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排他性地掌控西半球的安全秩序、关键矿产与供应链,为美国参与全球竞争奠定根基。然而,特朗普政府以19世纪的地缘政治逻辑应对21世纪的结构性挑战,可能引发“自我实现的预言”,将西半球从美国的“战略后院”推向大国博弈的动荡前沿,对中国在拉美的正当权益及中拉合作亦构成严峻挑战。

“新门罗主义”的区域叙事建构与对拉美的实践投射

“新门罗主义”作为美国西半球战略的当代变体,已从19世纪单纯的区域防御准则蜕变为以“特朗普推论”为内核、旨在强化对拉美单向支配格局的胁迫性秩序安排。“新门罗主义”的理论基底深植于“美国优先”的民粹民族主义,摒弃了自由国际主义的制度外壳与“普世价值”承诺,转而服务于选民动员、社会安全与资本护持三大内顾性核心关切。为消解赤裸强权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内在矛盾,“新门罗主义”重构了自身叙事逻辑与策略:一方面,依托“利益绑定”,糅合实用主义算计与意识形态动员,完成从价值驱动向利益驱动的范式转换,将国内治理议程包装为可交易的外交筹码,借“胡萝卜加大棒”的惯用手段实施拉拢与胁迫;另一方面,将权力垄断包装成一套看似进步、富有感召力的“担当”叙事,通过把兼具强制性与排他性的利己诉求阐释为“责任履行”,增进美式话语的渗透力与正当性,并为自身的霸权干预披上道德外衣。这两类叙事并非停留于言说层面,而是深嵌在具体的战略实践中。特朗普政府在安全、经济与意识形态三重维度将叙事策略落地,持续固化“中心—外围”依附结构。这一行径不仅侵蚀了拉美自主发展的制度根基,加剧了地区对抗与阵营碎片化,更从根本上冲击并瓦解了以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为基石的现代国际法体系。

拉美六国族群的政治支持水平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民众的政治支持水平对国家的政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在多族群国家,不同族群的政治支持水平存在重要差异。通过分析六个原住民人口比重较高的拉美国家的“美洲晴雨表”问卷调查数据(2008—2023年),不同族群的政治支持水平呈现显著差异。基于政治支持水平(以总统信任度、政治体制支持率、民主运行方式满意度为指标)的族群差异特点,这六国可分为三类:在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原住民的政治支持水平稳定地高于其他族群;在秘鲁,原住民的政治支持水平稳定地低于其他族群;墨西哥、洪都拉斯和厄瓜多尔的族群差异波动性较高,原住民的政治支持水平总体上低于白人。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族群的政治支持水平与外部效能感、政府经济绩效评价正相关。其中,就政治体制支持率而言,外部效能感较低的族群对经济下行更为敏感,更容易因经济不景气而降低对政治体制的支持。在控制了外部效能感和政府经济绩效评价等因素的影响后,原住民身份本身仍对民主运行方式满意度有负面影响。这反映了拉美地区原住民对本国民主实践仍存在结构性不满。上述发现一方面有助于阐明族群的外部效能感对维系政治稳定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深化关于拉美各国族群政治态度差异的认识。

跨国主义视角下移民与祖籍国的多维互动及其影响:以美国秘鲁裔族群为例

美国秘鲁裔族群作为秘鲁海外侨民中规模最大、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之一,长期与祖籍国之间维系着多层次、持续性的跨国联系,并在实践中逐步成长为参与祖籍国事务的重要跨国行动主体。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三维分析框架下,美国秘鲁裔族群在不同领域中的跨国参与路径及其制度性后果得以系统呈现。在政治领域,美国秘鲁裔族群依托其海外选民规模优势与侨团网络基础,不仅在秘鲁大选中具有潜在政治影响力,还通过推动设立海外选区等制度性改革,介入侨民治理与政治代表机制的调整;在经济领域,该群体通过侨汇回流、跨国投资及商业网络构建等方式,在联通美秘两国民间经济体系的同时,为祖籍国提供稳定的外部资源支持,并间接塑造国家对侨民的政策认知与制度回应;在社会发展领域,该群体依托侨团组织、专业网络与公益项目,持续参与教育、医疗与社区建设等公共事务,通过“社会汇款”等非物质资源的传递,推动祖籍国社会治理理念与实践模式的渐进转型。总体而言,美国秘鲁裔族群的跨国实践在特定制度条件下,通过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路径的相互作用,逐步形成多维度、制度化的跨国参与结构。这一过程不仅揭示了移民群体在“祖籍国—海外侨民”关系建构中的制度参与路径及其条件性边界,也为深化跨国主义研究中关于移民能动性与制度嵌入的讨论提供了新的经验依据与理论启示。

历史记忆与政策选择：基于智利社会政策改革的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多国相继进行了社会政策的调整和扩张，其中智利的政策调整尤为突出，呈现出渐进与温和的特点。这种温和化取向通常被视为拉美国家务实派左翼的既定特征，但现有对其具体成因和形成机制的研究还较少。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深入分析了一项未获左翼政府支持却由右翼政府成功推动的“反常”社会政策实施过程，发现关于20世纪70年代改革与政变的历史记忆，通过调整决策者的因果认知、被制度化以及影响其对情景的解读，影响了当下政府的行为选择。曾经的失败执政经历使得以社会党为代表的智利左翼政府在社会福利议题上背负“原罪”，促使决策者调整了因果认知，将强调财政纪律的历史记忆制度化，形成了去民粹化和专业化的决策机制。同时，民众对20世纪70年代社会失序与政变的复杂历史记忆，令决策者重新评估自身所处的政治竞争情景。为减少历史标签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决策者最终选择不支持特定福利政策。引入历史记忆这一观念性因素，有助于扩展对拉美国家国内政治和政策制定过程的理解。相较于传统的左右翼意识形态分野，这一视角能够从新的维度深入揭示拉美国家公共政策决策过程及其背后的政治运作逻辑。

拉美人工智能的多元对冲战略研究

在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拉丁美洲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技术依附与地缘政治压力。随着美、中、欧等主要技术力量围绕人工智能展开激烈博弈，技术体系、规则标准与产业生态的竞争不断外溢至发展中国家，拉美国家的战略自主空间受到显著挤压。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创新的多元对冲分析框架，系统解释拉美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复合型战略行为。本研究认为，拉美国家并非被动接受全球技术秩序，而是通过一种由内外动因驱动且在技术、制度和联盟三个维度上协同推进的精细化战略，主动在大国竞争夹缝中寻求有限但关键的自主空间。本文以巴西、智利等拉美国家及区域合作实践为分析对象，深入探析拉美国家实施多元对冲的战略动因，进一步论证拉美多元对冲的战略逻辑与实践效能，并揭示其面临的结构性挑战。本文将国际关系中的对冲理论引于人工智能这一高科技领域，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其“多元”分析维度，强调对冲对象与战略工具的多重组合，为理解后发国家在全球技术地缘政治中的战略选择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现实意义方面，有助于深化对拉美国家人工智能战略路径的理解，并为全球南方其他发展中国家制定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战略提供有益借鉴。

拉美国家碳中和目标、举措及前景

近年来，气候变化成为全球热点问题，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日益加大对气候议题的重视，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协议。尤其许多拉美国家主动提出本国的碳中和目标和减排计划。多国政府采取加快能源转型、恢复生态系统及加强国际合作等多重举措，气候治理取得一定成效。拉美国家普遍重视气候变化议题是其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发展需要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未来，该地区国家将继续为减缓全球气候变暖而努力，进一步加大相关政策实施力度。不过，在百年变局和新冠疫情双重冲击下，拉美国家经济社会正面临不少挑战，要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克服诸多阻碍。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与减少碳排放之间取得平衡将是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需要面对的议题。为此，拉美各国政府需继续坚持绿色政策，凝聚社会共识，加大资金投入，并且通过区内外合作，夯实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补齐部分国家的资金技术短板，为实现所有地区国家共同实现碳中和目标助力。

墨西哥和巴西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及其对中国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几点启示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时期农村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墨西哥和巴西具有比较完善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根据两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特点 ,本文对中国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是政府要大力支持 ,二是在巩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制度 ,三是扩大合作区域从而提高保障水平 ,四是建立贫困农民医疗救助制度

经济全球化与“中心—外围”理论

社保改革“智利模式”25年的发展历程回眸

在现代社保制度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中,1981年智利的养老金私有化改革无疑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智利是世界上第一个对传统现收现付制度进行根本性变革、建立以个人账户为基础的完全积累制模式养老金计划的国家。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智利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普遍关注,并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保私有化改革的激烈争论。本文旨在回顾“智利模式”25年来的改革发展历程和运行成效,并对其作出评价。

拉美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一套完整、规范的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对贸易便利化的衡量细化到二级指标,首次系统地测算了拉美主要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进而利用拓展的贸易引力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并对欧盟和拉关两个不同的国家集团进行了对比研究,最后分别检验了贸易便利化的各项一级指标对中国出口拉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的出口有极大的促进效应,经济越发达国家的贸易便利化水平越高,中国对拉美的出口较大地受制于贸易的不便利,而且对不同贸易便利化指标的敏感程度不同。中国应在提升自身贸易便利化水平的基础上,加强与拉美国家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促进双边贸易发展。

从《美墨加协定》看美式单边主义及其应对

相比其前身《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的主要变化包括更加严格的汽车业原产地规则、适度放宽的乳制品和农产品市场准入、大幅限缩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以及新增的日落条款。《美墨加协定》充分体现出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立场和单边主义倾向:协定相关条款反映出在"美国优先"的基本国策下,重振美国制造业和强化美国规制权的总体态势;协定架构特点体现出美国以双边取代多边、以"互惠"取代"最惠"的贸易谈判新思维;美式单边主义的最终目标并非"去全球化",而是重塑全球经贸规则,实现符合美国利益和需求的新一代"全球化"。作为应对,中国在多边层面应当积极维护多边经贸体制和推动世贸组织改革,并利用世贸组织规则对区域贸易协定中不公正的恶意条款加以约束;在区域层面应当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并考虑在适当条件下加入《全面和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国内层面应当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高水平经贸法制、高质量营商环境应对和突破美国的"规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对美公共外交的使命与内涵

从贸易战到新冠肺炎疫情,美国宣布对华"接触政策"失败,开始推行"脱钩""新冷战",其直接原因在于中国崛起打破了美国神话,挑战了美国霸权。美国国内的四类群体"商人""军人""传教士"和"律师"深刻影响着美国外交决策,四类群体在人员构成上相互交错,其关于中国崛起后的"已知"与"未知"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对华认知出现偏差的根源在于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不适和对所谓"中美权力转移"的担忧。疫情的暴发放大了美国对中国的偏见。如何避免心理脱钩成为事实脱钩,避免新冷战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成为对美公共外交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对美公共外交使命在于消除美国错误的对华认知,促进中美民心相通,维持中美和平共处的大势,在"认识""认同"和"认可"原则指导下开展对美公共外交,做到中美"共通""共鸣""共振""共情",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中国崛起的逻辑、中美合作的担当、中美不合作的后果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墨西哥和巴西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及其对中国建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几点启示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新时期农村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墨西哥和巴西具有比较完善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 ,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根据两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特点 ,本文对中国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是政府要大力支持 ,二是在巩固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制度 ,三是扩大合作区域从而提高保障水平 ,四是建立贫困农民医疗救助制度

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拉美媒体上的中国企业形象:以华为为例

本文以中国跨国企业的典型代表华为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和总结中美贸易争端背景下墨西哥主流媒体《宇宙报》的涉"华为"报道特征,考察拉美地区这一重要媒体在当前复杂情况下建构的华为企业形象及其同中国国家形象的关联性。研究发现,尽管在高压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宇宙报》建构的华为企业形象总体上仍是中立偏正面的。这一结果首先得益于华为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国际化战略,但更重要的是华为高度重视企业形象塑造,加强与当地媒体和公众的互动,且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努力获得当地的"社会许可"。跨国企业是国家形象的海外代言人和直接体现者,华为形象的塑造从客观上有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海外构建。随着中拉务实合作不断扩大,华为的经验无疑为其他拉美中资企业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或将激励其坚持科技创新、增强企业形象的对外传播意识、努力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巧用"第三方"讲好中国企业故事等,进而促进中国向负责任的全球创新领导者形象转变。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由新时代、中国特色和大国外交三部分组成。对于新时代的含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表述。大国外交的研究,历来是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重点,但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学术界似乎着墨极少。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指中国独有而其他国家没有或罕有的某些环境、指导思想、操作原则和具体抓手。本文探讨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特"之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独特外部环境中展开的,其指导思想是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习近平外交思想,采取了结伴不结盟这一独特的外交原则,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这一独特的工作抓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有三个独特的理论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传统文化和新中国外交传统。明确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特"在何处,有助于我们总结和把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外交总体布局,有助于我们观察和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

从门罗主义到威尔逊主义：美国对外干预思想的起源与发展

干预是美国现代外交的重要工具和组成部分。在美国外交史上,从1823年"门罗主义"提出到1920年伍德罗·威尔逊任期结束的近1个世纪,是美国对外干预的观念基础、行为模式与思想格局孕育和定型的最关键阶段,其以1898年美西战争为界又可区分为19世纪"古典"阶段与20世纪"现代"阶段。美国对外干预思想大致经历了从"早期非意识形态、不干涉主义"到"弱意识形态、干涉主义(罗斯福推论)"再到"强意识形态、干涉主义(威尔逊主义)"的演变轨迹,对外干预实践的特征相应地从"零星、非系统、维护地区霸权"演变为"大规模、系统化、建构世界秩序"。贯穿其中的表层线索是:历届总统基于变化的时代现实不断对"门罗主义""美国"及"使命"概念作出新的解释,从而为美国的对外干预进行辩护;深层脉络则是美国与外部世界关系变迁以及相应意识形态内容的生成和发展。美国对外关系中早期干预思想的缘起和演进不仅预示着现代美国外交精神品格的总体面貌,而且规定着美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未来展开的基本框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实现进程中和"亚洲世纪"初见端倪的今天,有关早期美国对外干预思想的系统梳理不仅填补了学界研究的一项空白,也为我们更好地思考如何经略周边、建构"亚洲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富有教益的历史镜鉴。